这一句话，在各种心灵鸡汤里比较少见；甚至，如果粗心大意，一时也未必能断句。以致读第二次时，才发现“人弃我时”是作为“勿自弃”的状语出现的，意思是：当别人放弃你、遗弃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悲观失望，看轻自己、最重要的是不要放弃自己，要像李白《将进酒》里所坚持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坚信继续拼搏，一定可以时来运转，雨过天晴。
五十年前，初到香港贵境，我在母亲“大男人何患无职”“东家不做做西家”和妻子“慢慢来”的鼓励支撑下，什么工种都做，酒楼清洁、跟车送货、苦力搬运、印染工人…由于太辛苦，几年后我像一颗高速运转的齿轮上的螺丝钉，被抛了出去，在社会的角落里暗自叹息哭泣。
但我没有自弃，舔干血迹疗伤，又再度出发。
那时，我好想在文化行做，就以一部写得很幼稚的中篇小说投石问路，毛遂自荐地寄到一家很小的老出版社，希望得到出版的机会。没料到不但小说被接纳，还得到了在该社打工的机会。可惜安排给我的工作只是大半天天在香港九龙各大书店跑动、推销图书（粤语叫“行街“），接近我做编辑的目标有段距离。做了一年，我参加一家大书店《书与我》的征文比赛，也算再度的投石问路，夺冠的消息传来，令我万分惊喜，再度写了封求职信，毛遂自荐地望自己被录取到这家大机构做事。皇天不负有心人，如愿。我先在宣传部做，撰写图书简介文字，几年后，终于调到我喜爱的岗位，任一本读书月刊《读者良友》的执行编辑，还在该刊发文章。这样，前前后后在这公司干了八年。
厄运要来还是来。在这家干了八年，我再次如一颗高速运转的齿轮上的螺丝钉，第二度被抛了出去。在人生最需要加油的关键时刻，我只能在路旁望着高速来去的车子着急，难道从此就做一个废人？（一直到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因为香港媒体多次采访我，被机构认为影响我专心工作……工作上完全没什么过错。）
这一次被迫自辞，对我打击影响都极大，毕竟做了八年啊！
我写《魂魄》想象着自己因为太热爱工作，变成了一只鬼魂后，魂魄还日日上班；我写《老文六十岁》（夸大自己的岁数），小说里失业后的主人公遭遇到的种种世态凉热；我写《礼物》表达我不愿服输的心态，失业那晚依然不动声色，给小女儿买了大礼物——一个大洋娃娃给她。但依然拂不去笼罩在我心头的愁绪，那时妻子需要暂停工作全职照顾一对小儿女，我这个一家之柱岂能自弃？！心想，来日方长，看看谁笑到最后吧。
我花三个下午时间，跑到快餐厅写了篇散文《山魂》（马六甲一座埋葬不少明清后南下的中国人逝世者的坟墓），参加全港最高文学奖项的比赛（香港中文文学创作奖），心中暗念“我要夺冠军”几百千次，以证明“我不是废物”，回敬炒我鱿鱼的人，以释放我一肚子的恶气。真没想到真的如愿，奖金港币一万元，在三十几年前，这是什么概念？这可不是一个小数额。最重要的还不是奖金，而是平衡和减轻了我的失落之心。
感觉到人情之冷，而有来往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友热情待我，我与妻子商量，我们还是带一双小儿女到马来西亚吉隆坡、马六甲、怡保、槟城等地散散心吧！
离港前夕，马来西亚华文作协主席孟沙来电请我给文友讲讲文学，要我拟定一个讲题，我感到突然，我说我没讲过话，推辞了好几次都不果。我来不及写讲稿，就与妻儿一起飞新加坡，再到吉隆坡。孟沙接我们，还给我看一份当地的《南洋商报》，赫然发现演讲广告都打出来了。我急得不得了，讲稿还未写呀！当晚，妻儿入睡后，我躲进小客栈的洗手间，坐在马桶胶板盖上加班到午夜，一篇三四千字的讲稿《现代人和小说》大功告成。
1990年7月28日，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我受马来西亚华文作协之邀，做《现代人与小说》的文学演讲。 像我这样没讲过话的人，性格偏向内向，一上台就紧张地照着稿件念。但也许听众文友早就读过我新马两地的专栏，也或者礼貌关系，坐满中华大会堂的八十余位文友结束时还是给了热烈的掌声。我知道说得并不好，文友即使不给孟沙面子，也会给一位外地来的“嘉宾”情面。事后，孟沙说，可惜东瑞兄一直看着讲稿，如果眼睛不时稍微看一下台下听众，那就达到了一种交流，效果会更好啊。这是婉转的批评，我当然一万个接受。但无论如何，这一次掌声，鼓励我的力度不亚于1987年在广东梧州签售中篇小说集《夜香港》《白领丽人》时读者的热烈。掌声，令我心灵感到极度的震撼。从此，每当我遇到困难而感到沮丧时，那次来自吉隆坡文友的掌声就会在我周围响起来。
我们一家大小四口，继续北上到槟城游览。在扯旗山上，让摄影师为我们拍了一张妻儿三人骑在我背上“飞天”的拼接照片。这全是一张意象照片，有我下意识的“飞天”意志，我要振作，我是那时的一家支撑，我要继续在人生拼搏场上冲上云霄！我要高飞！
我犹如灌加了几顿油，在失业的日子里，回港，几乎变成了一部写作机器，或一只不知疲倦为何物的爬格子动物，躲进快餐店拼命写稿，天可怜见，居然先后获五家报馆的副刊编辑的约稿，连载小说、杂文、点评学生文章、小小说、书话等等，每个月的稿费平均累计多达港币一万五千左右，这是我那时打工月薪的三、四倍啊！被人“废”掉（遗弃）的日子，我庆幸自己没有放弃，还是在亲友的精神鼓励下，进行自救，渡过这大半生最艰难的日子。那时儿女都很小，妻子需要全职照顾；我很明白，我背后是一个家庭，我不能躺下；我一倒下，背后连接的是一个家庭。这样的日子长达两年，一直到时来运转，我们在1991年开始，在朋友的支持下自己创业。
2011年10月1日到12月31日，香港文学馆馆长梁科庆（也是香港著名作家）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八楼为我举办《爱拼才会赢——东瑞文学展》，我很惊喜，因为在这个馆被展过的都是大名家，如刘以鬯、金庸、舒巷城、张爱玲、小思等等，只是二十来人次，我算什么呢？一个很普通的一位业余写作者而已，也许馆长欣赏的就是那种人弃我时、我没有自弃的精神吧？果真，他的两千字导言，从我的小小说《礼物》入手，评文论人，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中年失业并非世界末日，与家人积极面对困难，患难相扶持，才是逆境自强的正确取态。”
最后提得很高，读之让我热血沸腾，一直到今天，还鼓励着我，以致在写作上，我一直以“不写最累”自勉——
“如果拼搏就是香港精神，那么，他拼搏人生恰恰是香港精神的实践。他曾是出版界的‘弃将’，别人放弃他，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凭着努力及太太的协力，在甚么地方摔倒，就在甚么地方爬起，成为出版界的生力军。他的成功，足为今天香港的八十后、九十后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