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以、伊冲突带来的全球压力之下，能源效率问题已不仅仅是政策选项，而是一项战略需求。全球能源价格上涨迫使包括印尼在内的许多国家重新调整预算优先事项，同时寻求在不牺牲公共服务的前提下维持经济稳定的方法。在此背景下，明智地利用技术成为关键。居家办公、服务数字化、削减官僚机构非紧急公务差旅、会议及非必要预算等举措，并非只是临时应对措施，而是旨在减少能源负担同时维持生产力的适应性战略的一部分。 然而，挑战并不仅限于技术层面。能源效率与技术利用必须与国家维持公共服务质量的能力相辅相成。因为在危机情况下，公众对服务的期望反而会提高。民众期望公共服务更快捷、更便利、更廉价甚至免费，并且更有保障。
全球能源压力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财政空间。能源补贴的膨胀可能会减少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其他部门的预算分配。若无恰当战略，所实施的效率措施反而可能导致公共服务质量下降。这正是整合性政策的重要性所在。能源效率不能仅靠节约实现，还必须与技术驱动的创新相结合。公共服务数字化、在线系统的利用以及工作模式的灵活性，可以作为以更高成本效益维持官僚机构最佳绩效的解决方案。 然而，技术的运用也必须审慎。并非所有服务都能完全转移到数字系统。接入差距、公众数字素养以及基础设施的准备情况，都是不容忽视的挑战。若管理不当，技术转型反而可能在公共服务领域制造新的不平等。
此外，像居家办公这样的政策必须确保不会削弱问责制与公务人员的工作质量。工作灵活性需要辅以清晰、可衡量的绩效监督体系。如此，所产生的效率才不会以牺牲服务产出为代价。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当前形势要求实施适应性治理，即政府能够基于数据，快速、灵活地应对全球动态变化。政策不能再是静态的，而必须能够适应日益复杂的战略环境变化。
更深远地说，当前局势也成为了推动更现代化、更高效的官僚体制改革的契机。能源效率与技术利用不应被视为负担，而应被视为持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机会。
归根结底，全球冲突教会我们，一个国家的韧性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实力，也取决于其政府治理的质量。能源效率和技术利用只是工具。关键在于如何运用它们，确保公共服务始终存在、保持连贯，并惠及民众。如果在危机时刻国家能够维持公共服务质量，那便是政策成功之所在。而若效率措施最终导致服务水平下降，那么需要评估的便不仅是政策本身，还有我们管理这些政策的方式。（晖雯）
作者 Dr. Genius Umar, S.Sos., M.S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