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的一个晚上他们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如何响应苏加诺总统的号召，对付荷兰重返执政的问题。这一天晚上，他们会议决定以长刀和竹尖进攻荷兰的办事处，很快他们占领了电话局、警察局、军部、荷兰殖民政府公署，扣留荷兰长官、军警首长、荷籍神甫多人，同时在荷兰公署落下蓝色荷兰旗，庄重地升上印度尼西亚红白旗。
彭记生说：“从孟加映坐汽车一公里处的华人区华莪（SanggauLedo）的爱国青年，也为了响应和支持孟加映的斗争，便要求我爸爸上去华莪载他们下来，当时我的奶奶劝他不要冒险，因为这项任务很危险，但爸爸说他也知道这项任务对刚独立的国家有多么重要，怕荷兰人卷土回来就麻烦了，因此他坚持去执行。”
孟加映事发的第二天傍晚，彭记生说：“我爸爸亲自驾驶一辆汽车去到华莪，午夜他满载二十多位华莪青年，准备与孟加映的青年人并肩保卫孟加映，因为他们也估计到山口洋的军警将派兵镇压。果然，山口洋荷印殖民政府，得到孟加映汉奸的报告说有人造反了，第二天晚就派了荷兰军警秘密埋伏在孟加映。因为当时消息不通，晚上我爸爸满载着华莪青年从华莪来到孟加映市郊坝角，这时已是午夜，要过桥之前，我爸爸非常机警地下车想过桥查看村里的情况，有一个村里人原来是通敌的汉奸奉命特地等他，在桥边拦住他，告诉他村内安全无事，你可以放心驶过去。
他听了以后便信以为真，他确信没问题后就驾车冲过桥去，埋伏在坝角大桥附近的荷军突然向大车疯狂扫射，十多位抗荷志士遭到荷军猛烈射击，我的叔叔就是爸爸的表弟跳进河里急速沿河逃生，跑回家向家人告知，我妈妈听说后赶紧跑过去，只见除了两位受伤者外，其它的全都牺牲了，我爸爸也中弹牺牲了。”彭娘保等华族青年为印度尼西亚独立保家卫国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第三天下午，山口洋荷殖民政府长官，军、警长到孟加映视察，并向市民通告说局势已经平静下来，希望市民恢复日常生活。第四天，市面上已经恢复平静，市民重新开店，学校恢复上课及其它一切活动。收复了政府公署、电话局、警察局，释放了被扣留的荷兰政府长官及荷籍神甫等人，孟加映市区再次落入荷兰殖民主义的手。
彭娘保当时只有32岁，遗下两男一女，还很年幼。由于彭娘保太太和其亲属的要求，当地华人把彭娘保遗体安葬于孟加映华人义山坟场。
1949年苏加诺宣布收复被荷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各地区后，印度尼西亚政府已得知彭娘保的英勇事迹，苏加诺政府把彭娘保列入印度尼西亚保家卫国的烈士，便想把彭娘保遗体移到山口洋烈士墓，但彭娘保家属谢绝。
一位载我来的车夫田芳胜是孟加映人，他说：“1965年九卅事件前我是小学生，每逢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国庆日、警察日、建军节、烈士节等，学校印华学生经常由老师带领参加孟加映市区的印中学生和社会人士聚会，然后集体到彭娘保烈士坟墓前献花以表对先烈的敬重和怀念。但是，很遗憾，九卅事件后已被人遗忘，甚至怕来此，因凡是正义的都会被戴高帽或被投进监狱，因此华人也不敢来此献花了。”现在只能看到一块木柱，放在墓地上，历经70年华人为印度尼西亚独立斗争洒鲜血的疆场是历史见证，现在独立了，新秩序政权时期连墓碑都被拆了，除了家人已没有人到此向烈士默哀了。
我问彭娘保的儿子，为什么没插墓碑？只剩下一个土坟？他的儿子彭记生不敢有太多的解释，因为在新秩序政权统治下哪里容得下华人烈士或英雄？虽然连名字都没有，但他的事迹已被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政府记载了下来。
根据历史记载，苏加诺总统封彭娘保为印度尼西亚抗荷烈士，并在山口洋戏院（新戏院）背后的路取名Jl.PhangNyan Po，新秩序政权统治时期以彭娘保华人烈士命名的路，被改为Jl.TabraniHAhmad，过去孟加映的唯一大路被命名为彭娘保路，也被新秩序政府改了名字。
日本统治时期，在三发也有一支抗日游击队，他们出没在山口洋、三发丛林中，针对日本法西斯军队。
在卡江上游的一个小镇昔加罗，有一位姓周的华人联合达雅族华族，组织一支抗日游击队，保卫昔加罗一带的老百姓。
西加华人对荷兰侵略者的反抗，深深地影响了在西加生存的华人，他们传承了上代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当日本法西斯对西加华人进行武力迫害和屠杀的同时，西加华人随即联合其它族群如达雅族或马来由族等，组成一个反日大同盟，组织抗日同盟军坚决进行抗争，写下了西加好男儿英勇斗争的史实。
从这许多的历史资料中证明，中国人不是只为了自己个人利益而活着，彭娘保等维护国家独立斗争而牺牲，不少西加好儿女曾为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抗荷、抗日斗争流血牺牲，这历史决不可抹煞，印度尼西亚政府应正视历史，高度评价华族先烈，面对侵略者他们坚决地站出来，为自己居住国家的利益与正义事业作出无私的奉献,印度尼西亚华人忠于印度尼西亚的这一段史实，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奋斗史，必须写入印度尼西亚独立斗争的历史一页。（三，续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