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雅加达讯）当今，全球发展正处在新的节点，是共同发展还是冲突纷争，这是个至关紧要的选择。2025年11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十次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作为二十国集团重要成员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一以贯之推动二十国集团加强团结、聚焦发展。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这是中国一直以来的认同和担当。
全球南方合作推动发展权概念创新
长期以来，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效保障了人民发展权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着力推进包容性发展，努力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创造条件和机会，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既是中国政府长期坚持的方针，也是全球发展走出困境、闯关走向成功的关键。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回望20世纪尾声，一些人士试图从西方人权话语框架中解放出来，但又以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历史和体制为中心背景，致使所探求的“为世界上尽可能多的人所能接受的人权概念”成为空谈。他们推动的发展与人权的概念建构，始终难以真实彰显知识的自主性。亚洲价值观的独特性，长期被西方普世主义人权观、等级主义发展观压制、淹没。
就备受关注的全球发展议程而言，基于人权的发展或是基于发展的人权，虽历来为各方激辩之焦点，但共同发展的愿景和追求，对任何文明国家而言都是不能拒斥的。近年来，全球南方合作、互惠、共赢式发展实践，更是为发展权概念的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中国经验到全球方案的“共同发展权”探索
基于上述形势和经验，我在中国第一本以发展权为主题的集刊《发展权研究》创刊号中，撰文讨论“共同发展权”，试图从中国实践和全球方案实践中寻求概念创新。
在我看来，基于中华文明自我革新的品格与能力，“人权”的观念可在古词与今义间折冲往返。如果将发展权认知重心置于“共同”的法理，无论从个体、国家、超国家组织或社会层级，还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都会产生有别于传统发展权概念的新理解。
首先，“共同”意味着“公共”。“共同”作为对不特定主体属性或行动状态的界定，往往意味着某种公共性的预先存在。公共性虽难以精确定义，但其内在包含两层意义：其一是价值指向的公共性，即蕴含人类共同价值；其二是形式指向的公共性，即以某种共同形式呈现。
其次，“共同”意味着“协同”。当共同境况出现在公共领域，其行动特征通常是协作而非对抗。
最后，“共同”意味着“类同”。不同共同体通过持续合作向既定目标迈进，对内形成稳定的团体或行为类型，对外相互融合，进而构建更大范围的共同体结构，从集体类型延展为总体类型。不同意见亦可通过协商调停，最终一致行动。
中印尼合作背景下的“共同发展权”
这一概念在中印尼合作中有着鲜明的现实对应。长期以来，中国和印尼保持强劲的共同发展势头，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作为发展中大国、新兴市场国家和全球南方主要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与“黄金印尼2045”愿景高度契合，为两国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创造了良好条件。
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印尼第一大贸易伙伴，连续9年位列印尼前三大投资来源地。“区域综合经济走廊”“两国双园”等重点项目不断推进；基础设施、能源矿产、工业园区、人文旅游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雅万高铁成为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醒目“金字招牌”；跨境支付方式日益丰富；中国支持印尼打造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区域制造中心；中印尼直航航班数量达到每周264班。这些数据与成果，正是中印尼“共同发展权”现实基础和成功实践的有力例证。
发展权是社会关系发展不均衡的产物，是在主权独立和个体生存基础上追求生存质量和平等发展机会的产物，是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面对不均衡的发展状况，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多边贸易体系与对外援助“培育”发展中国家的内生动力，但多边体系中的不平等结构反而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困境。
从中印尼广泛深入的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等合作看，我们能够更深刻体会到“共同发展权”的现实价值。
沿着这一概念，我们不仅可以探索不同公共主体层级的多元发展形式，还可以根据协同目的、合作深度与发展趋同状态，推演出互动型、体系化的共同发展权模型，为两国深化与巩固合作夯实制度基础。
（作者 廖奕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