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造诣深厚、贡献突出、人格高尚的学者，才被尊称“国学大师”。近现代公认的代表人物包括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钱穆，此外还有王国维、赵元任、黄侃、南怀瑾、季羡林、饶宗颐等。其中钱穆先生的成长、立场及遭遇令人唏嘘。
钱穆1895年生于江苏无锡并不宽裕的书香世家。父亲钱承沛是晚清举人，体弱多病但家规严格，孩子的读书、背诵、临帖，一样都不马虎。钱穆七岁入私塾，背的不只是蒙学句子，还有家里那种“书不能停”的精神。钱穆后来在经史下苦功夫，与家教分不开。
1907年，他靠苏州中学老师钱伯圭的资助，才得以继续上学。进了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却赶上1911年武昌起义后学堂停办，只好辍学。那段日子很苦，所以钱穆比许多同龄人更早明白，读书不是体面事，而是活路。17岁时，他开始在乡村教书，后在苏州中学担任国文教师，学生不多。这些阅历对他很关键，教书不只是谋生，也逼着他思考。
钱穆的功底不是从大学讲堂读来的，而是从乡间私塾、小镇学堂慢慢熬出来的。乡镇教书那十年，被他轻轻带过。其实是白天授课，夜里翻书，抽空做学问。没有系统的大学训练，他就一页一页地啃。正是在这种环境里，他对旧学的理解越来越扎实，不浮，不躁。
1930年，钱穆受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来到北大任教。那几年是东西方思想碰撞激烈的时期。胡适、傅斯年等学者提倡新史观；钱穆则坚持从中国传统学术内部寻找动力，这绝非简单“守旧”或“激进”的分歧。钱穆不排斥新知识，他很清楚，学术不能只喊口号。在燕京大学时建议把校内英文标识改成汉字，这背后就是立场。钱穆对学生说：“读书要有根。”学生问：“根在哪里？”他答道：“在中国书里。”这话分量不轻。
钱穆真正被学界记住，不只是因为讲得好，还因为写得好。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教学环境动荡不定，他辗转于多地授课，同时埋头完成《国史大纲》。这部书后来影响很大，不单因为字词亮丽，而在于它在乱世里给许多人递过去一种研判中国历史的框架。
那几年，钱穆经历了家庭的连番打击。第一任妻子因难产去世，年幼的儿子也没能保住，哥哥因操劳过度病逝。钱穆因接连失去亲人而改变生活习惯，格外注意作息和饮食。他和胡适的分歧愈发明显，胡适强调方法、证据与现代学术体系；钱穆则认为不能把中国历史拆得太碎，传统经史之间有一条连贯的线，断不得。争论很激烈，立场也很分明。
1949年，钱穆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因惑于局势变化，决定往香港。不只换个讲台，而是另一种人生开端。香港当时办学条件甚难。钱穆和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等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缺人、缺钱，样样缺。但困境更突显他对教育的执拗。
新亚书院起步，老师阵容不弱，董作宾、饶宗颐等也与钱穆有交往。大家未必意见一致，但明白乱世办学不易。钱穆常说：“学校不是只教技术，也要教做人。”充满哲理。
1952年，钱穆第二次赴台湾演讲时受伤，认识了高官子女的胡美琦。1954年她赴港工作，两年后与钱穆结婚。她比钱穆年轻很多，却不是简单地陪伴，而是能把生活撑起来的人。钱穆讲学、写作、修书，她则处理家务、照料饮食，很多细碎的事务都落在她肩上。
1967年，蒋介石多次邀请钱穆到台湾定居。那年钱穆已经72岁，按理说应该留在香港图安稳，可他还是去了。到台湾后，住在台北的“素书楼”，继续主讲国学，强调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对他来说，这不是换个地方养老，而是把最后的学术讲台搬到新的处所。
期间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特邀研究员和“中央研究院”院士，为博士生授课，完成《朱子新学案》等著作。蒋氏父子为他修楼，礼遇有加，钱穆心怀感激，但始终不涉足政治。
钱老的信念是延续中华文脉。他晚年授课时叮嘱弟子：“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 这种鲜明的文化立场，与后来台湾岛内兴起的“去中国化”思潮尖锐对立。1989年后，他被民进党以“非法占用公产”为由逼迫搬离住了二十多年的素书楼，身心受创。
遭受攻讦，钱老没有辩理。友人问他为何不解释，他摇摇头说：”余已95岁，实无精力与人争辩是非，生平唯服膺儒家所论士大夫出处进退辞受之道。”“讲理，有时讲不通。”话不重，却难掩心里的疲惫。知识分子到了这般年纪，看重的是自己的一世清誉。
搬离素书楼三个月后，钱老于1990年8月在台北寓所去世，享年96岁。临终留下遗言：“不要葬在台湾，务必送回故乡”。1992年，他的骨灰归葬江苏苏州西山太湖之滨，魂归故土。这一选择既是对华夏的深切眷恋，也是对其在台湾晚年遭遇的无声回应。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许倬云评论：“民进党的攻击及‘总统府’的冷漠，都令人寒心。这是一个对知识与智慧冷漠、轻视的时空，文化如何有重建的可能？”此事发生在自称“复兴中华文化”的台湾，令人感慨；而自诩“民主”的台湾政客，连在台北住了23年的96岁老学者都不放过，连“我是中国人”都不敢说，还谈什么道德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