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停下了手中的红笔，目光落在试卷上——“儿子被登机牌弄丢了。”眉头不自觉地皱起，提笔准备打上一个叉。笔尖未落，卷子旁侧铅笔画着一个嬉皮笑脸的表情，旁边用中文写着“老师不要生气”……
这已经是我第无数次听到这句话了，眼前瞬间浮现出那一圈围着我的学生。
2025年8月我从国内一所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同学们去了报社、电视台、互联网公司，而我拖着行李箱，登上了飞往印尼泗水的航班。
我任教于新中三语学校，负责教八、九年级的孩子学习中文。
第一天走进教室，孩子们看我的眼神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奇。“新老师！”
“老师，你教我们班吗？”“老师，你从中国哪里来？”“老师……”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们的问题已经把我淹没了。这时门口一个身高比我还高的男孩喊道：“老师，我叫蒋乔明，你一定可以记住我的，很简单。”说着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胸口，他刚刚吃完火龙果，还没来得及擦嘴。他的口语并不标准，带着点儿我对外国人说中文的刻板印象，每一个音都落在了我意想不到的位置上，七上八下。但我的确记住了他，他也是我来这所学校记住的第一个学生。
“热情”我晚上在日记本上写道，想了想后我又在后面加了一个“活力”。的确，这里的孩子们实在是太有活力了。
我记得我在课堂上教学生们学习生词，其中有一个词是“小伙子”，我让学生来造句，后排一个男生立刻接上“老师，你有小伙子吗？”此时全班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我。这让我哭笑不得，“你的意思是‘男朋友’吧？”“耶，男朋友。”“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给你。你单身，他单身，你们一起不单身”……这一刻我只得扶额苦笑，感慨道为什么他们的汉语“水平”要这么好。
“好了，这和课堂内容无关，我们继续上课。”实在是想不出应对的语言了，只好用“老师”的身份来“压”，我板起脸，严肃起来。“不要生气，老师，生气会变老。OK？”此话一出又瞬间被他们的可爱到了。
这一桩桩一件件是在国内学校很难体验到的，在这里我和学生的关系更像是朋友，这种感觉反而让我这个“异乡人”有了满满的暖意。
我最喜欢九年级的孩子们。
十五六岁的他们，正是对未来充满想象的年纪。有一次课间，几个学生围着“老师，你来自哪个学校？”“我的姐姐在上海交通大学。”“我想去厦门大学，那是我奶奶的学校。”
那个戴着眼镜的男孩。他的中文很好，“老师，我想去中国读大学。我想学脑外科，以后当一名脑科医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有星星。
另一个女孩子，最喜欢看中国的电视剧和电影，经常让我给她推荐好看的电视剧和电影。
还有一个男孩儿，瘦瘦高高，俨然一副“学霸”的样子。“老师为什么不选我当中文主持。”
看到他们喜欢中国，喜欢中文我的心里涌上一股暖流。这些生活在赤道边的孩子，通过汉语，已经望见了遥远中国的模样。而我，一个学新闻出身的汉语老师，恰好成为了那个帮他们聚焦镜头的人。我的任务，就是让他们从“会”到“爱”，从“能说”到“想说”。
我在教汉语，也是在记录一群印尼孩子与中国相遇的故事。将来，也许真的会有人去到中国，成为两国之间的桥梁。
窗外，太阳已不再毒辣，空调声嗡嗡地响着，校园里安静下来。
我收拾好桌上的试卷，看了看日历——2026年4月20日。距离我毕业来到泗水，还不到一年。我还有那么多生词没有教，那么多故事没有讲，那么多关于中国的大学、城市、美食和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一一说给他们听。
但我知道，种子已经埋下了。
明年，也许后年，我会收到来自北京、上海或广州的消息——某个我曾教过的孩子，拖着一个大行李箱，站在中国的大学校门前，发来一张自拍。
那时候，我会想起这个还在继续的、未满一年的、无比珍贵的教师时光。
还没教够一年，可我期待着，陪着这群孩子，把中文越说越好，把梦想越画越大。
新中三语学校中学外派教师 杨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