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雅加达讯）70年前的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俗称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这是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首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与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对当下全球合作与发展的意义何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结盟运动与万隆会议有何渊源？亚非国家如何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深化合作？万隆地缘政治研究协会创始人贝迪•布迪曼（Bedi Budiman）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2025年是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这对当下有哪些启发和意义？
贝迪•布迪曼：1955年亚非会议（万隆会议）是29个亚非国家首次举办的大规模国际会议，跨越了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团结了这些曾共同经历殖民统治苦难的国家。会议倡导的“万隆精神”，包括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独立、倡导和平共处等原则，成为世界文明在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迷雾中的一束希望之光。这一精神不仅激发了亚非国家对独立的追求，也对美国的民权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曾高度评价万隆会议，称其为“一个转折点”，唤醒了世界各地受压迫的民众。
在那次会议上，印尼总统苏加诺发表演讲，呼吁亚非国家团结起来，推动“新亚洲和新非洲”的诞生。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成为会议达成共识的重要基础，推动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周恩来的这一理念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些观点至今仍体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这也说明中国政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
1955年亚非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成功奠定了时代变革的基础，使亚非国家从殖民主义的困境中迈向一个充满希望、追求繁荣与福祉的新时代。
当前，亚非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秩序造成的不平等、外债问题、全球供应链中断、汇率波动、技术依赖以及环境危机等。然而，1955年亚非会议作为重要里程碑，通过倡导“万隆精神”，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此外，会议还为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为构建更加和平、公正、繁荣的世界秩序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新社记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结盟运动与万隆会议有何渊源？
贝迪•布迪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源自中国与印度在1954年签署的双边协议，其核心内容在1955年亚非会议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认可，并深刻影响了会议成果。“万隆会议十原则”中的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平等互利等内容，直接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此外，1961年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召开的第一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及其宣言，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念，成为当时两极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指导原则。
在1955年举行亚非会议之前，曾进行一系列预备会议。随后，在印尼茂物举行的会议上正式确定了亚非会议的议程，并决定邀请哪些国家参加会议。
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在亚非会议上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性。他指出，这些原则应当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指导准则，无论国家大小或强弱。印尼、中国、巴基斯坦、埃及等国领导人也在会议上提出许多富有深意的观点。例如，苏加诺在演讲中呼吁亚非国家团结起来，推动“新亚洲和新非洲”的诞生；周恩来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这些观点为亚非国家在冷战时代的独立自主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中新社记者：为何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结盟运动的影响远超亚非地区？
贝迪•布迪曼：在1961年不结盟运动正式成立之前，印尼总统苏加诺于1960年9月在联合国发表演讲，强调了多个关键议题。他呼吁推广1955年亚非会议的成果，即“万隆精神”，推动联合国组织改革、支持仍处于殖民统治下的民族独立斗争，并敦促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61年9月，第一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召开，标志着不结盟运动的正式成立，并吸纳了一些来自东欧和拉丁美洲的国家成员。如今，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已扩大至120个国家，成为国际社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974年4月10日的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强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性。此外，他还明确表达了反对任何国家建立霸权的立场。
从上述脉络看，当时亚非国家领导人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自主的背景下，形成了一种相互支持的氛围。最初，“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1954年中国和印度之间达成的，随后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并成为“万隆会议十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原则逐渐发展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准则，成为国与国交往的基本规范之一。
中新社记者：新形势下如何深化亚非合作赋予万隆精神新的内涵？
贝迪•布迪曼：1955年亚非会议的核心精神是独立、和平、平等、合作、发展。亚非团结的实现得益于几个关键因素：一是亚非国家有着共同的被殖民经历；二是涌现出一批具有坚韧心态的领导人，他们意识到改善国家命运的斗争不仅需要关注国内事务，还必须关注区域和全球局势；三是国家之间相互信任。亚非国家间稳固合作的根本在于相互信任。这种信任不仅涉及安全保障，还包括经济利益、教育、科技、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共同发展。
不过，当前各国的国内形势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已大不相同。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趋于稳定，甚至在全球舞台上发挥作用。然而，亚非会议和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之间仍存在分歧。此外，部分国家仍在为经济和政治稳定而努力。这种多样性需要被关注，同时，必须意识到多边合作的复杂性，不同国家间的利益诉求可能存在差异。
赋予万隆精神新内涵的议程设定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万隆精神价值观的再现：重振和发展1955年亚非会议的核心价值观，使其在应对当今全球挑战时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而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缅怀。正如当年与会各国领导人所警示的那样，要警惕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出现。同样，基于种族、宗教和民族差异而产生的冲突，包括反移民、仇外心理等问题，也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挑战。
地区安全稳定：可以从寻找解决中东地区、印太地区以及部分非洲地区安全问题的方案入手。在“新万隆精神”的指引下，亚非国家共同努力，根据冲突的不同级别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当然，谈判必须基于两个核心维度：一是理想主义维度，即亚非人民先辈所倡导的团结精神；二是现实主义维度，为实现共享和双赢解决方案提供可能性。
全球经济秩序公平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1974年4月，77国集团成功推动联合国在常规议程之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全球经济不平等问题，并着手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一成果成为77国集团或不结盟运动国家争取全球公平斗争的象征，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西欧国家，并未认真对待这些诉求。他们拒绝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进行结构性改革，因为这些改革可能削弱他们的主导地位。如今，形势已发生变化，中国、印度、印尼等国的地位已显著提升。因此，基于这一新的格局，必须更加现实地制定争取全球经济公平和技术互联互通的战略。
（中新社记者 李志全）
受访者简介：
贝迪•布迪曼（Bedi Budiman），万隆帕顺丹大学（University Of Pasundan Bandung）国际关系系讲师，同时作为万隆地缘政治研究协会的创始人，致力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与智库工作。他曾任西爪哇省地方议会议员，2022年获得印尼国立巴查查兰大学（Padjadjaran University）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其研究聚焦于不结盟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