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我常常在大门的年画前凝望很久，像猜谜一样思忖秦叔宝、迟尉恭是何方神圣。小伙伴悄悄告诉我，他们都是顶厉害的门神，半夜会跳下来斩妖除魔。从此，我对年画多了一份神秘和敬畏，对年画一角的三个汉字“杨柳青”也多了份遐想。
时间把故乡和年画推向远方，有时只剩一点隐隐绰绰的影子在记忆里摇曳。都没来得及注意，年画已退出国人生活很久，制作技艺成了需要抢救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不曾留意，1907年，有一位26岁的俄国学者，乘火车从北京赶赴天津，随后沿大运河乘舟抵达一个小镇，走进一家年画作坊，不仅说起中国话，还用行话说出年画的内容。他说：“即使是见多识广的中国读书人，也很难参透民间年画的寓意，必须费一番周折，四处打听求教，才能将画解释清楚”学者走上购买和研究年画的道路，寻找了很多长辫子的中国先生和坊间画工为他讲述年画背后的寓意。甚至着手写一部书，取名为《中国民间年画上的谜式寓意》，还信心十足地撰写提纲，要对中国年画寓意进行学术解读。他叫阿列克谢耶夫。
在圣彼得堡大学就读东方系一年级时，他初见一幅年画，询问任教的中国老师，得到的回答竟然是“粗人所为”。那年画来历并不简单，是俄罗斯植物学家科马罗夫1896年在中国东北考察时的收获。这幅张果老骑着鹿，三个拿锦盒、荷花、骑蟾蜍的仙童环绕左右的年画，让太多俄罗斯人备感迷惑又倍加珍爱，后来由阿列克谢耶夫收藏。他在日记里写道：“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民一样用如此朴实无华的图画充分地表现自己。”
百年后，当我知道这个故事时，被阿列克谢耶夫深深地感动了。他那样痴迷着我们司空见惯的年画，追问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密码，破译着背后的深层寓意。那份狂热，让我一下对他不由言说地喜爱起来。当然，也知道了他抵达天津的那个小镇，叫杨柳青。这个名字让我猝不及防地忆起童年观看年画时对这三个字的追问，像偶遇一卷三十年才徐徐展开谜底的幕布，充满着谜一样的悬念。
没想到的是，阿列克谢耶夫的书最终并未完成，但他曾踏足的天津，在116年之后出版了一本恢弘精美的年画之书，名为《迷式寓意——杨柳青年画中的多重世界》，他和年画一起成了书中的传奇，感动着世人。这该是怎样一段跨越国界和时空的心灵默契，一段自然天成又不可预知的谜式寓意？
而杨柳青，那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地方。自唐太宗年间诞生年画以来的1500年里，村村户户大街小巷的年画店，集体供应着全中国皇室和百姓的年画，以一己之力创造了中国年画的神话，仿佛是为了人间的年画而生。难以想象，没有这个小镇，没有年画，中国人的春节该是多么暗淡无趣。
随着一份来自天津的寄赠，我上海的家里今年首次贴起了年画，一对年幼的儿女们欢天喜地地选着秦琼、尉迟恭……他们不知道这是杨柳青的年画，甚至贴错了房门，但那份自带的祥瑞无言地贴进了全家人欢悦的内心。等再长大些，我会和他们讲起一个异国年轻人为中国年画而痴狂的故事，以及年画背后谜一样的寓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