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三宝垄之前，我曾偶然买到一盒印尼饼干，包装上印着“TRAVEL JAVA TENGAH 2013″———————“2013中爪哇旅游”。这行字悄然没入心底，仿佛一个轻盈的邀约，在我忙碌的教学生活中种下了种子。于是那年4月，趁着Good Friday连同周末凑成的小长假，我第一次踏上了前往中爪哇首府的旅程。印尼有许多这样悄然而至的假期，为寻常的周末镶上一道金边，也让旅人得以从容出发。
真正走进三宝垄，才明白这座首府城市为迎接游客所花的心思。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刚刚启用的TRANS BUS SEMARANG——三宝垄穿梭巴士。乳白色的车体流线型而现代，线路从北到南、自东往西，如血脉般贯通全城。站台高出路面约一米，与车厢踏板平齐，仿佛专为从容上下而设计。每隔约500米就有一站，每隔十来分钟就有一班。我递过3500盾，售票员微笑颔首，我于是从大太阳下得以窝进软座，享受冷气，静看市景流动。
若在其它国家，这样的公交系统或许不算什么。但在2013年的印尼，街头大多仍跑着嘈杂闷热的Angkot（小巴）和老旧大巴，能搭上这般洁净、舒适且票价亲民的巴士，就是一种小幸运。
三宝垄市区不大，尤其适合步行探索。我沿着街道信步，来到市中心的大圆盘，六条大道于此交汇，环绕着市政厅、酒店、教堂与军事博物馆，中间是圆形的一个花园。Lawang Sewu是最具特色的一个建筑物，远望仿佛一座宏大的教堂，尖顶拱窗，气势犹存。它在印尼语中意为“千重门”，原是一处荷兰殖民时期的铁路枢纽站，现在是荷属东印度铁路公司总部旧址，该建筑有342扇门，具有欧洲古典风格和爪哇本土特色。Lawang Sewu现在是一座铁路博物馆。走进去，才知糖业与铁路曾是它的心跳。荷兰人为运送糖料建造铁路，于此设立中心枢纽，成千上万的门扇穿梭其间，因而得名。博物馆甚至贴心地为游客准备雨胶鞋，可踏下地下室，亲历往日铁路遗存。数百年过去，运糖铁路网早已被更多现代车站替代，但这座荷式建筑仍静立原地，如一位沧桑却不失庄严的老者。
离它不远，还有一座被绿树掩映的古典建筑。我问站岗的警察，他热情地告诉我那是一座教堂，并示意我可从小桥绕进。我踱步而入，只见教堂外摆满白色椅子，堂内有人正在精心插置鲜花。我悄悄坐在后排长椅上，仰望耶稣圣像，才恍然想起这正是复活节前夕。空气中有一种宁静的喜悦，仿佛透进来的光线都格外慈悲。
而若论及三宝垄的信仰图景，则绝不能略过Sam Poo Kong————三宝庙。三宝垄的华文名称正源于此。它是为纪念明代航海家郑和（原名马三宝）而建。在我看来，唯有“红、大、雄”三字才堪形容:红墙环抱、殿宇宏阔、气象雄浑。郑和铜像矗立其间，身着明代官服，一手持望远镜，一手执剑，目光如炬，望向历史的远方。我到访那天恰是周六，大殿前正上演舞龙、狮舞，甚至还有改编的《江南Style》和印尼传统舞蹈。游客聚坐凉棚下，喝彩不绝。天宇湛蓝，白云流转，映得整座庙宇愈发鲜艳灼目。
在爪哇岛，无人不晓三宝庙。它始建于15世纪，由华侨与本地人合建，纪念郑和1405年率队抵此开展贸易。建筑依山面海，融合中式古庙与南洋风格。庙门悬“三宝圣祠”石匾，琉璃瓦金灿耀目，石狮与华裔石像分立两侧。庭院涵括福兴庙、船舡爷庙与古墓园，中心的“三宝洞”供奉郑和全身像及一口古老的三宝井，相传取水可祈愿得福。这里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是无数华侨的精神原乡。每年农历六月十三，相传是郑和登陆爪哇之日，此处都会举行盛大庙会，中印尼文化于此交汇，代代相传。
另一处让我留连的，是三宝垄的老城区（KotaLama）。石砖铺就的窄街，殖民时期遗留的建筑，东正教教堂里正举行弥撒，墙壁斑驳间却可见工整涂鸦……时空在这里交错。我尤其难忘那家叫做“Ikan Bakar Cianjur”（简称IBC）的烤鱼店。店内混搭中国与印尼风情:青花瓷盘嵌作墙饰，大水缸置于中央，陈逸飞风格的古典红衣女郎画作悬于墙面，老式潜水装备静隅展示——仿佛一座微型的民俗美术馆。我连续两日来此用餐，佐以特调酱汁的烤鱼，吃得心满意足。
IBC餐厅旁矗立一幢纯白的大洋葱顶的欧式东正教教堂建筑，据说是印尼最早安装电梯的楼宇，如今已作保险公司之用。整片老城区域仿佛不愿追随时代脚步，执意停留在某个旧日频道。它凝萃了荷兰与印尼的建筑语汇，残旧中自带贵气，市井中不乏文艺。穿行其间，恍然不知身在何国何年。它不刻意修缮，却反而保留下一片可触的历史温度。
我下榻在Imam Bonjol路一带，不远处便是三宝垄当时最新、最现代的购物中心——Paragon Mall。一楼的星巴克以咖啡渣拼出中国地图，令我顿觉亲切。商场人流如织，恍惚间我仿佛回到上海。书店、音像店、箱包店一一逛过，最后走上四楼美食广场，点一份冰饮与简餐，倚窗而坐，疲惫也随之消散。
但三宝垄最打动我的，还不是这些风景，而是它流露出的“善”意——文与雅之外的第三宝。记得2013年那天我从井里汶乘火车抵达时，已是深夜11点半。旅馆老板却主动来车站相接。电话接通那一刻，他竟用中文唤我的名字:“陈烨，你在哪里?”令我惊喜交加。这位与我年纪相仿的房东，一路开车一路如数家珍地讲解这座城市。归程那天，他再次发讯息来问火车时刻，执意送行。途中他特意绕经唐人街，指着一座小庙说:“在印尼，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庙。”他的母亲就在那附近经营一家小小的针线铺。言语间尽是平淡，却道出了文化扎根的深远力量。
2025年7月，我重返三宝垄。依然选择住在老城，这一次入住的是一家充满历史气息的酒店。依然每天步行至IBC烤鱼店吃饭，依然重访三宝庙与商场。十二年过去，这座城市并未有很大的改天换地，楼未增高、路未扩宽，却更显从容。老城区域做了细致的改造，却仍保留那些斑驳的砖墙、锈蚀的窗棂，不舍得磨去所有的岁月痕迹。
与三宝垄的相遇和重逢，如同一场与“名媛”的再回首，她并未因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因自信与沉淀，更显气质。她从容展示每一处角度的美:既有昔日的涵养与品位，也有未来的格调与潜力。
我轻轻而来，又悄悄离开。挥别之际，眼中所映、心中所念，仍是三宝垄那三宝:文、雅与善。它的“文”，是千重门博物馆里的铁轨记忆，是三宝庙中的香火绵延;它的“雅”，是旧城楼宇间的殖民低语，是烤鱼店中青花瓷餐具与南洋风味的交织;而它的“善”，是火车站一句乡音般的问候，是唐人街角那盏永不熄灭的庙灯，是一位普通旅馆老板的温暖相待。
我来过，又离开。但我知道，三宝垄的文、雅与善，从未随岁月流逝。它静立于中爪哇的海滨，如郑和的目光一般，永远望向远方，却始终坚毅又柔和。
陈烨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