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情报权力加速军事松绑 突破战后体制引发国际社会警惕
【本报讯】 日本政府7月31日设立“国家情报局”，旨在强化情报活动。
体制规模与内阁情报调查室相当
日本时事社报道，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在当天召开首次会议。
木原稔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使政府能够基于更高质量、更及时的信息做出准确决策。
据悉，“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被赋予能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该局设立初期的体制规模与内阁情报调查室相当，约为730人。首任局长由内阁情报官原和也出任。
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但在国会审议过程中，人们对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以及确保政治中立性提出了关切。
日本共同社、《产经新闻》等多家媒体指出，如何在运作中防止过度情报活动侵害基本人权将成为重要课题。
据悉，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
权力扩张如何引内外担忧？
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日本舆论普遍担忧，政府情报收集活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连日来，许多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对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抗议。
一名抗议人士表示，“国家情报局”与《间谍防止法》可能成为监视社会、镇压民众的法律工具，其终极目标是打造“平时严密监视、战时立即动员”的战争体制，让日本沦为参与和协助战争的国家。不少日本网民也表达不满。有网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高市政府）对受灾地区和灾民不闻不问，倒是为了战争准备干得格外积极。”
此外，英国《泰晤士报》指出，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在日本国内引发广泛担忧，外界普遍关注这一新机构是否会导致情报权力过度扩张，如何防止权力失控、避免重蹈战前情报机构滥权覆辙，将成为日本面临的最大考验。
英国国际新闻周刊《The Week》网站也指出，日本社会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情报机关是否会介入国内政治、是否会扩大国家监控范围，以及如何防止其沦为执政党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认为，这标志着日本正进一步摆脱二战后形成的安全框架。
美国《华盛顿邮报》则指出，这是日本当局大幅扩充安全权限的重要步骤，此前已大幅增加防务预算，并全面解除致命武器出口禁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毛宁称，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国际人士：日本此举撕开历史伤疤
中国央视网报道，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表示：“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在东南亚，虽然没有‘特高课’（‘特别高等警察课’简称），但二战期间，马来亚大学曾遭受日本宪兵队的统治，他们实施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进行公开处决，公开施暴以恐吓民众，制造恐惧并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大批青年被抓捕，关进审讯中心遭受酷刑，其中许多人再也没能重见天日，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称：“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是本届日本政府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鲍韶山表示：“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现在，地区邻国，尤其是那些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经历过暴力、恐怖和占领的国家，我认为完全有理由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