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站在黑板前，看着学生们初次面对汉字时那混杂着好奇与困惑的眼神，仿佛在端详一幅幅无法破译的密码。我便更深切地体会到汉字教学这场“攻坚战”的重要性。在这个以拼音文字为母语的文化语境中，“方块字”带来的挑战不仅是笔顺与记忆，更是一种认知框架的转换。最初，我尝试沿用常规汉字教学法：领读、描红、重复抄写。然而，学生们的反馈让我警觉：机械的模仿虽能带来短时的形似，却难以建立长久的字感。汉字在他们笔下，常是支离的笔画组合，亦或是简单的模仿绘画，而非有生命的整体。更重要的是，那种因“不理解所以然”而产生的疏离与畏难情绪，正在无形中筑起一道学习汉语壁垒，影响着他们之后汉语的学习。
正是这样的教学现实，促使我将目光投向了“六书”教学法。“六书”最早见于《周礼》，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系统阐述，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而前“四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教学中更常用且更易理解。《说文解字》中提到：“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象形”是描摹事物外形特征的造字法，字像实物之形，是最原始、最基础的造字方式。“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 ‘上’、‘下’是也。”“指示”通常用抽象符号或在象形字上加注指示性符号来表现抽象概念的造字法。“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会意”是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将其意义会合关联，从而表达一个新的含义。“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 ‘江’、‘河’是也。”“形声”由表示意义类别的形旁和提示读音的声旁组合而成的造字法，形声字也是占到了汉字的80%以上。后“两书”（转注和假借）相对较难理解，在此就不做过多介绍。
我所教授的班级都是零基础的学生，在此之前没有系统地学过汉语。在刚开始讲完基础的笔画以后，便开始融入一些六书教学法的设计。刚开始识字的时候，以象形字为主，例如牛和羊这两个汉字。在将这两个汉字的开始，可以在PPT上展示这两种动物的图片，让学生对这个字建立初印象。再展示这两个汉字的演变过程。牛的象形字为 ，羊的象形字为 ，通过观察，引导学生找出上半部分的不同之处。再进行简单讲解上面部分代表的是动物的角，再与现实展示的牛羊图片重点对比这两种动物角的差异。让学生在理解造字规律，觉着汉字是有规律可循，增强趣味性，也加深学生对于汉字的印象。在掌握一定象形字后，引入指事字“上”、“下”。“上”的古字形为，“下”的古字形为 ，那一条长弧线像是一个抽象的平面或位置。可以比作地面、桌面、一条线，短横是一个纯粹的指示符号，就像我们用手指点一个位置。在教学的时候可以用手做示范。一手平伸作“基准线”，用另一只手的食指，在它的上方或下方点一点，说“上”或“下”。让学生区分这两个汉字的同时，也可以强调一下了书写美观和区分，在楷书阶段短横慢慢变成了竖和点，长横也发生了变化，减少学生的汉字偏误。
会意字“休”古字形为 ，在前面也讲解了“人”与“木”的象形字，表示人靠在树旁边休息。此时，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拆解”汉字，理解各个组成部分的意义叠加与组合逻辑，使汉字不再是抽象的线条，而是有意义的“积木”。当学生积累一定字量后，教师开始渗透形声字的概念，揭示汉字“形旁表义类，声旁示读音”的规律。例如，学习“妈”、“吗”、“码”时，点明“马”的提示读音作用，并对比“女”、“口”、“石”等形旁的含义。这样可以区分形近字，同时也可以将同一偏旁的汉字进行汉字分类，方便学生理解和举一反三，帮助学生猜测其他字义。
讲解“六书”的过程，自然融入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思维方式与哲学观念。汉字也是中华文化的载体。例如，“家”字反映了古代农耕社会的家庭经济形态。甲骨文与金文中的“好”，描绘的正是母亲陪伴孩子的形象。它定格了家庭中最和谐、最美好的关系瞬间，是儒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庭伦理，家庭和睦即是“好”。这种文化层面的解读，极大增强了汉字学习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六书”教学法不仅为汉字教学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更架起了一座文化理解的桥梁，让印尼学生在掌握语言技能的同时，能够领略汉字乃至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邃智慧。
图文/玛琅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周世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