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在宪法法院前示威

宪法法院已经决定,2019年总统大选结果纠纷案将在6月27日宣判。至少有三方等待宪法法院的宣判。首先是作为申诉人的02号正副总统候选人伯拉波沃--桑迪亚卡•乌诺;第二是作为被告人的普委会;第三是相关方,即01号正副总统候选人佐科维—马鲁夫•阿敏以及普选监督机构。 简单的说,等待这个判决是两个群体,即不同意普委会的2019年总统大选结果的一方和接受普委会决定的另一方。5月21日,普委会裁定佐佐科—马鲁夫是在2019年总统大选获得最多选票的一方。不过,宪法法院能够作出判决改变普委会的上述裁决,或者反过来,作出加强普委会的裁决。 当听到有不符合他们意愿的判决,有部分群众准备示威拒绝宪法法院的判决,这是不奇怪的。部分群体确实对不符合他们期望的判决是不会满意的。他们不顾这个判决已经遵照和根据宪制与法令的法律规定。 其实,他们渲染的反对大选结果的言论,已经逐一遭到驳斥。比如他们说,有上百位投票站工作人员因“中毒丧命”;25日,日惹迦渣玛达大学研究小组已证实,投票站工作人员丧命并没有犯罪行为的因素。这符合卫生部的调查结果。迦渣玛达大学研究小组称,投票站工作人员丧命是由于原先已患上各种疾病,加上过於疲劳而丧生的。 这些群体的所作所为,不顾存在强大事实,是不奇怪的。这不是因为他们掌握相反的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些证据和事实不符合他们的愿望。他们继续计划动员群众,并广泛散布行动呼吁书。 我们应该赞赏国警总长迪多,因为他坚决禁止6月26日或6月27日在宪法法院前进行示威。国警总长的禁令完全不违反在公共场合表达意愿的自由。在公共场合表达意愿的自由,其先决条件是不可以妨碍公共秩序,不允许妨碍他人的基本权利以及必须维护国家统一。 以恳亲,联谊或其他任何借囗,执意发动群众示威,只会妨碍他人的自由。 国警总长的禁令相当合理。发动群众示威会被扰乱社会秩序者趁机利用。5月21日、22日的骚乱已经证实,骚乱中有9人丧生。那末还要动员示威其目的是什么? 宪法法院无论作出什么判决,它已经符合宪制的审理过程,9位宪法法官根据就职誓言和内心良知,考量了在庭审中呈现的各种证据和事实。这个判决宣读后,宪法法官的任务圆满完成。 现在,轮到相关方接受和执行宪法法院的判决。同样的,所有社会阶层。所有各方,必须领悟到在总统大选的胜负是平常的。当大选竞选结束后,民众应当重新团结一致,继续建设国家。 《印尼媒体报》2019/6/26社论,一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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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和输出

佐科维总统再次对投资和输出业绩表示失望。总统已经六次在内阁局部会议讨论这两个问题,但是,还没有取得实际的成果。 其实,问题的本质是,我们要有对投资观点取得一致,并放弃领域本位主义的意愿。如果每个政府部门只考虑本身的利益而不顾及要实现的伟大目标,我们决不可能吸引投资。 笔者在最近的栏目已经谈及我国在外国投资者眼里是富有吸引力的。举例说,日本企业国际石油开发帝石控股公司(Inpex)和壳牌公司敢注资200亿美元或将近300万亿盾,开发马鲁姑马色拉油气区。如果没有盈利的保证,谁要投下如此庞大资金。同样的,我国企业家彭云鹏(Prajogo Pangestu),也敢于投资32亿美元从雪佛龙(Chevron)接手地热发电场。他拥有的詹特拉•阿斯利石化厂也继续扩展和提高产量。他和法国米其林(Michelin)也正在万登省西冷兴建合成轮胎原料厂。 很多外国和我国的企业家有兴趣来投资,但是他们没有获得政府全力和最大限度的支持。经常一个部门的支持,另一部门设障碍。比如,在开发油气提高产量,障力来自税务总署和关税总署。刚要开始进行生产活动,就遇到各种经费问题。虽然有承诺可以退扣,但是,我们晓得处理退扣不只是费时间颇长,而且也要花不少的费用。 我们多次指出天然气国营子公司沙卡能源的经历,为了进行在拉梦岸水域的开发,办理租赁外国钻机的准证需要二年。其实,租赁钻机一天的租金达到20万美元。 企业家不曾被视为建设的伙伴。我们经常只把企业家视为只是找钱的人,而看不到获得利润是一个过程的结果。不少企业家虽然已经努力经营,最后反而赔了本。 所以,官员只从负面来看企业家是不奇怪的。他们常常对企业家存疑,结果趋向避开企业家,甚至当出现问题时,不愿意协助企业家寻找出路。 其实,应该从企业家发展的足迹来看。那些已经长久正当经营者,肯定不敢把声誉毁于可损害自己名声的活动。 如果执法者把企业家发展当作下手的目标,不愿看到这些事实,甚至他们不顾这个对象的经营,当执法不依法律对付这个企业家,有上千人的生活将会受影响。 同样的,对国企。不少国企经理部经常受到执法者纠缠,只是由于他执行的国企措施。其实,他领导的国企进行的投资没有任何罪恶意图或为个人利益。 如果总统希望投资会更迅猛的进入我国,这些问题必须先予克服。接着我们需要聚焦在已经规定要兴建的五个工业领域,所有各方必须作出贡献,使这个大目标能够实现。 有了我们要进行的工业建设焦点,推动输出的方式也能够更有方向。尤其是如果未来的政府对导向输出的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之间加以区分。 未来商业部的任务应该只是处理国内贸易来控制通胀率,而对外贸易交给工业部,这样,我们将拥有工业与国际贸易部,这将使我们更容易衡量输出业绩。 作者:媒体集团编委Suryopratomo 《印尼媒体报》2019/6/22,一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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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九位宪法法官之专业考验

近几天来,公众对宪法法院审理2019年总统大选纠纷案的焦点之一,当然是法官审讯团的表现。宪法法院的九位法官将成为从6月14日开庭以来,直到6月28日宣读判决的主角。 他们成为人们的关注点,因为这次不仅是对宪法法官有关总统大选结果的考验,也是这几位法官也必须回答公众对他们的专业性经常置疑的人。 显而易见,在开庭审案之前,已经出现很多对法官审讯团的指责,怀疑他们的素质和其独立性。某个阵营,不断的散布对宪法法院和宪法法官的负面言论,显然这是要破坏公众对这个执法机构的独立性和诚信的信任。 直到6月20日第四次开庭,宪法法官已能够很好的回答这个考验。指责他们不中立,没有独立性,不专业的说法,实际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他们一直被怀疑偏袒01号阵营,而事实上很清楚,他们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 在几次场合,法官审讯团甚至对02号阵营的全国胜选团提供宽容,反而诸多限制01号阵营。比如,在第一次开庭,宪法法院法官允许02号阵营提交的申诉修改版,其实部分的观察员认为这是违反宪法法院的诉讼程序的,不利于普委会作为被告方和01号阵营作为相关方。 在另一个场合,比如6月19日调查02号阵营证人的庭审上,法官审讯团几次以各种理由告诫不论是01号阵营或是02号阵营的法律委托人。其中告诫01号阵营的法律委托人,因为有4位发言人在庭上发言。 虽然如此,人们也看到法官对02号阵营的证人提出尖锐的问题,此举后来反被“炒作”为宪法法官倾向01号阵营的“证明”。 事实上,法官审讯团的追问旨在查明这些证人证词的真实性。后来证明这些证人的证词大部分确实是不可信的,没有足够的分量,而更多只作狡辩。甚至其中一位证人接受审问时承认其实当时他还是“市内囚犯”。 这类证人暴露出的愚蠢,加上申诉人提出的证据存在的缺陷,是考验宪法法官的专业的一部分。至今,我们应该对宪法法官给予高度赞赏,同时希望这几天的良好表现和诚信度能持续到最后的判决阶段。 无论如何,宪法法官能否在最后考验中过关,将从他们所作的判决得到验证。当宪法法院真正遵循证据和良心,任何人没有理由置疑这个判决。 一方面,宪法法院的判决将指明走向更文明的民主道路,而另一方面,民主的成熟性将体现在我们接受宪法法院的判决,这是总统大选结果纠纷的唯一宪制途径。 《印尼媒体报》2019/6/21社论,一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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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选举纠纷庭审已告一段落

宪法法院总統选举纠纷案正式庭审。上诉方、被告方及有关方面的律师团均到场,各自推出实事证人与专家证人,由宪法法院九名法官主持对有关案件的答辩,以明真相。 初审,上诉方推出逾15余名证人出场,申诉本次总统选举投票与计票过程中出现的谬误与舞弊现象,以证实上诉方的控词。 然而,观察家认为,上诉方证人提出的投票过程中出现的千多万同名同日期出生的选民,应为内政部民事局份内事,而非被告方(普委会)之过。此外,内政部亦已澄清,声明我国村乡有不少婴孩甚至成年人出生日期不明,而选用同一好日子办理出生证。此属正常事实而无需置疑。 上诉方证人所指控的投票与计票过程中出现的谬误现象,缺乏亲历之证据。所谓发生舞弊之地区,如茂物县区等,是02号总统候选人得票率胜过01号之选区,故缺乏说服力。 关于01号总统候选人利用提升政府公务员薪资与各种优惠措施,以笼络人心之指控,也不能成立。因上述措施是经国会研商通过。据查,在选举中政府公务员却多投02号候选人之票。 有关01号副总统候选人参选但不放弃政府銀行属下夏利亚银行之顾问一职,是否属违犯参选规则,虽经各方律师团据理争辩,但最终仍需由宪法法院判定。 上诉方提出的控诉主要是指本次总统选举发生了制度性、系统性与全面性的舞弊现象,使01号总统候选人胜选。然而01号阵营的业内专家证人指出,所谓发生制度性与系统性的全面舞弊现象,应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半数以上的地区内发生,而非仅发生于一县一市的局部地区。上诉方证人与证物却未能有力证明此事。 观察家多认为,上诉方提出的造成02号总统候选人选票损失的”舞弊”,并非是全局性的,不足以推翻01号总统候选人胜选的态势。 宪法法院总统选举纠纷案各方的答辩已告一段落。此后,宪法法院的9名法官将闭门研讨,以作出最后的判决。判决书拟最迟于本月28日公布。亦可能提前。全国民众翘首期盼,宪法法院能作出不辜负广大人民愿望的公正判决。 金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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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修例”的背后

没料到香港特区政府的一条很普通的“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竟然使那些凡中必反并与特区作对的人惊恐万状,为反对一条本来既有的条例之修订,便要不惜劳师动众诉诸“民意”抗争,让百万无辜的市民两次上街示威助阵,还鼓动暴徒冲击政总和立法会,挑起警民武力冲突事件,瘫痪政府运作,动机十分之恶劣。 试问如此处心积虑连续发动游行示威抗争的组织者,你们发动之前是否慎密考虑过庞大游行将阻碍公共交通,破坏香港的营商环境,影响本港的国际声誉与地位,并妄图迫使政府放弃修订草案的讨论而牺牲广大市民的利益,难道这些行为后果也要叫广大五百万的市民来承担,公义何在? 以特首林郑月娥为首的香港特区政府,作为一个对市民有承担的政府,提交立法会相关的“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目的在于完善现时香港法律就整体刑事事宜的协作制度,堵塞存在的漏洞。据知,回归前香港已与20个有独立司法管辖权的国家和地区签定刑事事宜的相互协助法例即现行的“逃犯条例”中关于转移逃犯的“引渡协议”,但没有包括中国内地、台湾和澳门在内。无疑,假设在这上述其中一地的干犯作案后逃回香港藏匿,因与对方无引渡的协议,依法香港法庭是不能将该罪犯引渡到对方并使罪犯面临当地法庭的审判的。举实例说,如对在押的港人囚犯陈同佳,不是因为他在台湾杀死女友潘某逃回港后被控以杀人罪坐牢的,而是他于2018年3月被香港警方逮捕后,经高院控以四项洗黑钱罪和3项盗窃罪被判监29个月而入监的。就杀人犯陈同佳案,如果按照现行法例,他刑满前仍无法送其到台湾接受当地法庭的审判。因此,陈案发生后,引起本港社会和法律界高度重视,提请政府修例;假设上述条例没获通过修订,对死者或受害者的家属十分之不公不允,不利稳定社会秩序,也许将成为本港法制的一件憾事。 所以,有条引渡法例不但可以严重打击罪犯,也是减少犯罪率,保障公正、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之一。不论从法律和人道的角度出发,这是一个健全法制社会的责任。据资料看,今次修订时把具独立司法管辖权的中国内地、台湾和澳门加入原法例之中,完善法律,作法正当,天经地义;而且,在引渡罪犯的法律条文方面,参照国际惯例和人道主义精神,充分体现了缉捕及人权保障的平衡,彰显了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司法管辖地区的地位,主动权完全控制在香港的法庭。 然而,从游行个别人所举的“反送中”的标语牌,可猜到因为修例与中国内地有关,他们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说开了,倘若修例草案通过立法,他们担心自己有一天在内地无端端被“有力部门”指控,返港后即被警引渡到内地受审关押……港人可能看好莱坞的异端片多了,离奇的想象力特别丰富? 事实说明,回归后的香港社会就未曾有过一天的安宁,两种不同政治倾向的势力,即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回香港主权的爱国阵营,与自始至终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管治香港的反对阵营,上述两种政治势力实际分别代表两个制度和两种主义,不论明的暗的,一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角力或争夺。近年几次重要的法律条款议案如人大“释法”、“国歌法”、“一地两检”等,没有一次无不遭到立法会非建制的泛民主派、自决派及本土派的围攻和拉布阻挠,纵使最后获得草率通过,也要拖到很长的时间,白白浪费精力、时间与物质财力。立法会内这股反建制的力量人数不多,但破坏力极大。 今年五月初当上述条例(草案)议案提交立法会后不久,由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及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的涂瑾申就提出反制的动议,搬出美国的所谓“香港民主和人权法案”,胡说修订触犯美国的国家安全,且将受到美国的报复,还威吓说修例招惹海外地区反对云云,妄图压制讨论条例(草案)的修订。一时间变特区的立法会为英美的议会似的,专攻香港政府施政。 上述“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的议案已被迫停讨论,暴露了香港秲区政府弱势下施政寸步难行,政府团队不团结,行政立法不是互守相望,甚至于当百万人上街后,有个别行政会议的官员按捺不住指特首所做的大和解已“一铺清袋”,自我挖苦,悲观论更于事无济! 我说,如果要求特首道歉,她应向默默支持她的五百万的市民说声SORRY! 水沙子 2019年6月18日写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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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发展传统友谊,既利两国又利世界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日(星期四)、21日(星期五)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2005年以来首次访问朝鲜,它无疑将成为一次历史性的访问。 这么重要的访问,自然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也有着重大意义。 首先,这是中朝关系的大事件。去年以来金正恩委员长对中国进行了4次访问,习近平的回访使得中朝关系在最高层往来上变得更加完整和圆满。 中朝传统友谊经历了时间和风雨的考验,积淀成为两个国家共同的战略资产,它对中朝双方的重大价值越来越得到凸显。中朝是好同志、好邻居、好伙伴,这是双方基于历史和现实,立足于国际地区格局和中朝关系大局作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关系的这一基本性质不因世事的变迁而褪色,也不因一时一事的具体情形而动摇。 中朝传统友好关系也是推动、巩固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正资产,对解决半岛核问题尤其持续释放着积极的动力。中朝关系并非在半岛无核化进程的每一个时刻都处于中心位置,但事态的每一次积极进展都离不开中朝友谊提供的助力。就拿两次朝美首脑会晤来说,仅在交通方面,中国一次提供了朝方领导人的交通工具,一次提供了铁路大通道,中朝的战略互信始终是解决半岛问题信心的来源之一。 外界经常对中朝最高层交往出现不准确的解读,它们一方面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一方面是囿于地缘政治的狭隘视角。 美韩的一些政治和舆论精英对中朝高层交往存在天然的警惕,这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对半岛问题与中国利益攸关这一基本事实的理解存在偏差,同时还有一些自私的考量。那些人希望中国不要参与影响半岛核问题路线图的制定,同时又希望中国全力配合推进华盛顿的方案,即使那些方案有与中国利益相悖的地方,中方也应积极响应。 还总有一些美国人怀疑在当前贸易战的形势下中国把中朝最高层接触“当牌打”,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知道做了很对不起中国的事情,因此很敏感、心虚,无论中国做什么,他们看着都像“牌”。不能不说,他们在以己度人。 中朝传统友谊系关两国的长期战略利益,它不是为解决某一具体问题而设计的。因此发展、巩固这一传统友谊是一种坦荡荡的阳谋,而非聚焦于一时一事的算计。中朝友谊不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产物,它是中朝两国和两国人民充满善意和理性的战略选择。 总的来看,半岛问题是棘手的,国际大环境愈发复杂,这为中朝推进合作平添了诸多不利因素。化解这些问题对两国来说都堪称是一篇大文章。中朝既要认真开辟发展双边合作的新领域,又要合力推动半岛核问题的合理解决,为中朝关系不断前行创造更大空间。这将考验两国的魄力和智慧,历史将证明这两个唇齿相依的国家会获得这场大考的高分。(《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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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诚信和公正的大选

今年4月17日大选后一周,民调指出,有92%的受采访者承认,若他们选举的总统候选人败选,他们能够接受。 这样,如果今年大选是民主成熟的考验,民众是胜选者,因为与政治精英相比,民众更能以宽广的胸怀接受大选结果。 甚至民众能够以喜悦的心情来到投票站投票,参加这个民主盛会。他们成群结队的使用选举权,这次大选是选民参与度很高的大选,达到了81%。 虽然大选的实行还沒有十全十美,仍然存在一些缺陷,民众仍然认为大选,特別是总统大选,是順利进行的。有84%的民众說,在使用选举权時沒有遭受到太大的障碍。 大选一周后和大选一个月后的民众态度,是有红线持续貫穿的。赛弗尔穆查尼研究与咨询机构(SMRC) 于今年5月20日至6月1日进行民调,6月16日公布的民调结果称,大多数的受采访者认为,今年大选是有诚信和公正进行的。 事实上, 02号正副总统候选人的态度是与大多数民众不一致的。他们认为总统大选充满作弊造假,并向宪法法院投诉,要求取消佐科维—马鲁夫之候选人资格。 针对大选结果的法律纠纷,应该根据证据和事实,而不是只凭假设或感觉。假设是依赖期望和非常主观的利益,而实际证据更倾向于客观。 必须强调指出,不断地渲染大选存在作弊造假,此举并非代表大多数民众的声音。事实是,根据赛弗尔穆查尼研究与咨询机构的民调结果,分别有69%和68%的我国民众相信总统大选和立法机构大选是在诚信,公正,中立,直接和保密准则下进行的。 民众对这次大选的信任,与2014年和2009年大选没有太太的差别。这意味着,2019年大选把总统大选和立法机构大选同步举行,是与之前大选相同的。有67%的受访者认为这次大选不比2009年大选更差。 这项民调证明,指责今年大选作弊造假的言论并不反映我国大多数民众的声音。事实是,社会能够接受大选的任何结果,只有27%受访者认为没有诚信和公正。 今年大选是我国第一次举行总统选举与立法选举同步大选,是我国历史上乃至全世界最复杂的政治竞选。如果在技术和行政层面存在一些缺陷和错误,是可以理解的。 是故,不需要再在宪制以外,强行渲染大选作弊造假、没有诚信的言论,尤其是发动群众示威抗议。因为评估作弊造假问题列属司法范畴,是法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当大多数民众,已经异口同声的说今年大选有诚信、公正和正确的进行,政治精英也应该停止渲染挑衅性的言论,这只会继续在草根阶层加激矛盾与分化。 目前大选已经到了宪法法院审理阶段。我们理应相信宪法法院是今年大选结果纠纷最后的裁决者。让我们完善这个民众认为有诚信和公正的大选,接受宪法法院的任何判决。 《印尼媒体报》2019/6/18社论,一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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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选举纠纷案与宪法法院庭审

总统选举纠纷案已于本月14日在宪法法院开庭审理。上诉的02号阵营律师团已将诉讼的全部内容宣读完毕,法院拟于18日续审,到时普委会与01号阵营律师团将进行答辩。 对01号提出的诉讼词,各方观察家反应不一。支持者认为在总统选举投票过程中有存在系统性的、制度性的大规模舞弊行为。然而反对者却不以为然,提出相反意见。 诉讼词诉说,01号阵营候选人乃是蝉联者,利用国家资源之便进行选举宣传;指出副总统候选人仍是国家企业领导的身份参选,违反选举条规。证词还引用国外著作中的文句,指责当今总统违反民主原则,搞独裁统治。诉讼词洋洋大观,达百余页。 有政治观察家认为,普选蝉联方为国家最高领导,不得因参选而停止政务。故在正常与必要范围内行其职责,不应指责为谋私利违法搞政治宣传。此外,蝉联候选人因其政绩而容易受参选对手诸般责难,不同于非蝉联候选人在参选宣传中方便对民众作出宣传承诺。 有关01号副总统候选人参选后保留的职位,不属国企领导,仅为国企的伊斯兰教义补助组织之顾问,非国家企业领导的职位。 关于在各种投票过程出现的舞弊行为问题,此前02号阵营已曾提交普监委处理,却因证据不充分而遭否决。关于摘用国外著作片段以增强讼词表达力度一事,已遭著书者亲自发函公开声明反对,并责02号律师团非经同意私自摘录乱引用之过。 前宪法法院院长马褔特称,宪法法院审理的是有关总统选举投票中发生的各种违法舞弊行为,包括计算得票数量差异问题的纠纷。经宪法法院庭审,若真发现有舞弊等刑事案,需按舞弊性质交由普监会或刑事法院进一步处理判定犯罪者。 有关投票与得票计算若证明有问题,足以改变选举胜负者的定位,宪法法院需将此方面之权力交由普委会作最后决定公布。因为总统是全国人民在选举中选出的,由普委会统管选举活动并正式宣布胜选组合。宪法法院并无决定总统选举胜选者“花落谁家”之权限。 以上是观察家与业内人士,对正在宪法法院上演的有关总统选举纠纷的正反意见。众所周知,我国法律条文冗繁,且看宪法法院的9位法官如何主持正义与公理,作出符合人民意愿的判决。 金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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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息的时机

虽然我国还面临经常账户赤字的复杂问题,为了推动国民经济,目前被认为是降低基准利息的正确时机。 央行已经发出可能朝着这个方向之信号,它将打开宽容性的金融政策,这与低通胀和推动国内经济努力平行的。央行若将采取这个步骤,仍须考虑到全球货币市场状况和国内经济的外部因素的稳定等因素。 财政服务管理局也提出降低基准利息的机遇。世界经济的衰退和很多国家为了应对世界经济疲软,成为各国降息的理由。在这之前,国际货币基金会提醒,由于中美贸易战升温,加上先进国家债务问题恶劣和地缘政治局势有升温趋势,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 一些G20国领导人提醒,经济放缓是导致经济恶劣的主因,是贸易战升级带来的世界经济危机。 有几个国家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已经降低了基准利息,比如日本,中国,欧洲,澳大利亚,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它们中有几个国家也面临经常账户赤字的问题,它们比我国更糟。美国也示出信号要降低利息。美联储不再采取激进升息的措施,主要是国内经济增长和通胀率放缓的趋势触发的。 对我国来说,降息的契机除了由于通胀控制在低水平,而且由于标准与普尔评级机构把我国信贷评级从BBB-级升为BBB级,减少了盾币兑换率的压力。降低基准利息被认为向经营界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以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 问题是,什麽时候最适合降息。有一些人认为央行不需要仓促降息,必须认真考虑经常账户赤字的发展状况。 关键是维持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时机之间的平衡。在全球不确定的状况下,利息政策是应对和维持外部对经济竞争力作出压力努力的一部分。利息也与我国维持对投资的吸引力,还有偿还分期债务和债息的财政负担相关的。 正如佐科维总统指出的,我们必须利用中美贸易战和全球不良状况作为契机。如何实现呢?调整利息措施肯定不是独立的。它必须与金融和其他财政措施,经营界创意,以及政府为了纠正经济制度的弱点的各种结构改革同步调。 《罗盘报》2019/6/14社论,一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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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崇法制

近来国内民众极为关心宪法法院审理有关总统选举的纠纷,以及警方公布的,有关5月21日-22日示威骚乱事件的背景。 关于示威骚乱事件,除当场逮捕了不少煽动者与纵火骚乱分子外,还对骚乱中发生8人遭枪杀事件进行深入调查。众所周知,执法当局早在示威游行发生前公布,所有维安警察在执行任务时,不可配备实弹枪支,只携带盾牌警棍,以及橡皮弹、催泪弹与水炮车等。为此,警方特组织调查组以查明真相。 调查结果发现,示威中有不法分子乘机混入进行骚乱与破坏。在示威中制造人命案,将事态血腥化与扩大化,让政府背黑锅。此外,警方进一步发现有枪支私运案及暗杀4名高官的阴谋,并已将有关的嫌疑人物拘捕归案。此外,警方的调查还牵出这一系列阴谋活动的幕后策划者与国内外主使嫌疑人。 鉴于被警方查究拘捕的嫌疑人中有些是已退休的前军警高官,各界反应不一。有些议论认为,警方对肇事者不问其身份背景而敢于下手处理,足见其办案决心。表示了对警方的赞许与支持。且希望早日查出真相,以解开民众心里的疑点。 另有一些人则认为,这些嫌疑人物曾是为国立功的军官,虽拥有老旧的枪支弹药,却并不具有阴谋作乱的企图。要求国家执法当局注重真凭实据,谨慎处事。 上述反应是正常的。都认为应当尊崇法制,掌握真凭实据。我国执法者当然会严格依法处理上述案件。然而破案不能一蹴而就,而需要剥茧抽丝一步步掌握作案的人证物证,才能让案件水落石出。对无辜者还其清白,使犯罪者得到应有的惩罚,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金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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