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讯

今年受疫情影响，不少华裔留学生滞留在厦门就读学校，无法返回所在国家，学业、生活面临双重压力。

8月16日晚，广东省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隆重举办聚会，为该公司两位专家吴健光与魏晓林庆祝八十华诞。

在湖南衡阳县洪市镇的一个小山坡上，埋着几位抗日时期的空降兵。衡阳县洪市镇加福村一位老人陈玉龙向人亲述：他亲眼看到那里埋了4名伞兵。

6. 回到祖国 洗完澡大家都去休息。十天没睡好觉，很多人一躺下就呼呼大睡。我虽然在床上睡，但仿佛还是在船上；床好像在摇摇晃晃。到了下午五点多钟领队吹哨子叫我们立刻到饭堂去吃饭。我们吃的是两菜一汤。经过十一天像苦行僧一样的生活，这个两菜一汤的晩餐对我们来说是相当丰盛了。当时中国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困难，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有机会吃到那种丰富的晩餐。他们平时如果能有细饭和咸菜吃就算不错了。到了晚上汕头市非热闹，很多人到街上散步、乘凉或聊天。这是当时的唯一休闲活动；因为当时没有电视，也没甚么好看的电影。八月份是炎夏季节，天气炎热，很多人家里没有电风扇，只好到屋外或街头吹吹风。汕头虽然是个大城市﹐但由于当时电力不足，街灯很少。出门的人个个都带手电筒，街上的行人从远处看真像萤火虫，非常壮观悦目。夜间的行人除了人人带手电筒，还穿木屐。这些行人走路时发出的声音真像集体跳“的答舞”一样热闹。看到街头的热闹景象，我们也呆不住了。我们约了三五自己就出去看看汕头的夜市。街上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人挤人；我们没走多久就汗流浃背。我们看到街上售卖的街头小食都禁不住流口水。我们很想吃，但口袋里没有钱，也没有粮票，只好把口水吞下去。我们的领队规定晚上10点钟以前一定要回来，我们不敢违规，在街上转一圈就回去了。 第二天收购站派人到招待所收购归侨带来的东西。收购站的人在招待所楼下设临时收购点，一时间招待所楼下像集市一样热闹。有的人把从新加坡买的望远镜和半导体收音机等买给收购站以换取现金。我身边可以变卖的东西不多，只好把身上戴的旧手表卖掉。还好那个旧手表可以卖得60块钱人民币，我总算有一点钱傍身。那天天气晴朗，买完东西我们就到海滨路和中山公园去玩；有的人则搭乘渡轮到礐石风景区去玩。我们在汕头市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到1960年8月18日才离开。离开前一天大家三五成群地和自己较要好的朋友聊天。经过十多天在一起生活，大家都有点感情，实在很舍不得分手，因为我们分手后就要奔赴全国各地生活和学习。可以继续读书的学生对今后的前景和生活没有甚么太大的考虑，因为他们还很年青，对他们来说机会多得很。但对那些全家回国的难侨，我相信他们会面临很多很多困难。这些难侨在印度尼西亚多数是做生意的，但到了国内就要改行。他们当中多数人会被安置到华侨农场务农﹐只有少数幸运的人会被安排到工厂打工。这些难侨当中也有一些专业人士如医生、工程师、糖厂工程师和律师；但这些人都是受荷兰教育的﹐多数是数代侨生，即不懂中文，也不太了解祖国的情况。相信这些人即将面临很大的挑战和很大的考验。临走前一天是8月17日，正好是印度尼西亚的国庆节，我们当中突然有几个人唱起印度尼西亚国歌《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来表达我们对印度尼西亚的怀念。接着很多人也不约而同地唱起来。快到晚上十点我们就唱起《哈啰哈啰万隆》（“Halo-halo Bandung”）来结束我们自发的告别聚会。 8月18日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听到吹哨声，我们的领队叫我们起来集合，我们准备出发了。出发前，大家的心情都不一样，有的兴奋，有的激动流泪，有的目无表情，但有一种心情是一样的，那就是大家都依依不舍。我们出发时招待所的饭堂还没有开门，但侨团已经为我们准备好路上要吃的干粮。每个人发一包馒头和煮熟了的鸡蛋。当时还没有瓶装水或纸包饮料之类饮品，所以领队叫我们把自备的水壶装满水预备路上饮用。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就和送我们的侨团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道别。我们感谢他们的热情接待以及他们对我们的关怀和照顾。当时路上没有街灯，那些欢送我们的侨团负责人和招待所工作人员以及在街上看热闹的群众个个都拿着手电筒做照明。当我们的车通过时，他们就不约而同地亮起手电筒，场面非常壮观和动人。我们一路听到，“侨胞们再见！祝你们一路平完！”我们也大声回音，“再见！谢谢你们的热情招待！再见！”场面真是感人。我们的车队沿着黑暗的街道继续往市郊方向前进。路上的行人看见我们的车队浩浩荡荡地路过时都投以好奇的目光！我们的车队一直往前行走，当我们感觉到原来的水泥路变成泥巴路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已经离开市区了。过了市区，原来的水泥路变成泥巴路，原来平坦的路变成凹凸不平的路。到了中午，我们的车队就在一个小小的车站休息。当下车休息时，我发现我们乘坐的巴士顶上有一个大气袋﹐而车身底盘下面的防震弹簧是用层层竹板做的。我对汽车顶上的气袋感到有些奇怪，于是就请教汽车司机那个气袋有甚么用。司机大哥很耐心地向我解释，他说︰“我们的国家目前经济困难，汽油短缺，加上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我们只好自力更生。那个气袋装的是沼气，是用来替代汽。油的汽车燃料。”听到司机的解释，我很明白当时中国的经济环境是非常差的。但引以自豪的是中国人民那种不屈不挠，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精神使我们在艰难的环境里能够自强不息。司机简短的解释使我意识到我今后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敢于面对，勇于克服。 简单地用膳后我们沿着灰尘滚滚的泥巴路继续我们的旅程。一路上我们看到的车辆并不多，偶而可以看到汽车顶上有气袋的公交车或者后面有蒸气炉的卡车。马路边有时还可以看到用长长的耙子不停地整理马路上的砂子的养路工。8月份广东的天气很热，车上的温度特别高，巴士没有冷气，我们又不敢打开窗口，因为汽车外面灰尘滚滚，热的象蒸龙一样，真是难受。为了赶在天黑前到达我们的中途站，司机拼命加大油门，但我们只听到汽车的轰轰声，却感觉不到汽车在加速前进。我们不能责怪司机大哥，他已经尽了自己的能力，只怪我们坐的车实在太残破了！我们也不能责怪我们的国家太落后和太穷了，要怪就只能怪西方国家对我们的经济封锁。汽车继续颠颠簸簸的前进，到天黑前，我们终于到达我们的中途站，广东和福建之间的诏安。我们到达时当地的华侨招待所已经给我们准备了两菜一汤的热饭热菜。经过风尘仆仆的一天，我们大家都又饿又累了，看到香喷喷的饭菜我们的口水都快滴出来了！我们实在恨不得马上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吃，但碍于礼节我们还是忍着。吃饭前侨联的人向我们致欢迎词，这是惯例。还好他讲得很简短，只说几句客套话。他说：“侨胞们，欢迎您们回到祖国。您们一路辛苦了！希望您们回国后能好好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并且能在不同的刚位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讲完后就叫我们愉快地用餐。虽然只有简单的两菜一汤，我们觉得那一餐特别好吃，相信是因为我们整整一天没吃过一顿好饭。 7. 集美补校 我们在诏安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出发了，我们的目的地是集美华桥补习学校。我们虽然刚回国，但集美华桥补习学校对我们印度尼西亚华侨来说并不陌生。集美华桥补校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1950年创办的。创办的目的是为了安顿那些刚回国升学的华侨学子使他们有一个适应期。我们出发那天天气很好，青空万里，我们的车队沿着灰尘滚滚的泥巴路浩浩荡荡地开往我们的最终目的地集美。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我们走的路虽然是泥巴路，但我心中在想，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走对了！这时突然听到有人提议唱《社会主义好》，大家都鼓掌欢呼道：“好，好﹐好！”；一时间车内的欢乐气氛高涨起来了。我们的车队一路在向前奔驰，我们也一路在唱，我们的歌声淹没了汽车的轰轰声。我们路过福建的云霄，中午到达漳浦。离开漳浦时天色突变，原来的万里青空变成黑压压的天，不久下起倾盆大雨了。一下雨，原来的泥巴路变成泥泞的路。路越来越不好走﹐泥巴路被雨水淹没得不见路面，司机只能凭经验观察道路的情况。大约在下午五点钟我们到达漳州。这时雨势已经不大了，马路也好走了。我们路过漳州时是1960年8月18日，是在该市遭到“6.9特大洪水”后的两个多月。马路两旁的店铺和房屋仍然有被洪水淹没时留下的痕迹。那些痕迹离地面足足有一米多，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洪水有多高。 天黑前我们的车开始离开市区，路又开始不好走了，原来的水泥路变成泥泞的路。我们离开印度尼西亚前已经看过同学寄来的集美补校的风景照。从那些照片我们可以看出集美很漂亮，海边各式凉亭林立，实在令人向往。大家都希望我们的车可以开得快一点，好让我们早一点看到我们准备学习和生活的新地方。可惜我们的车无论怎么加大油门也跑不快，因为我们的车实在太残破了，路面也太不好走了！到天黑时我们在天边隠隠约约看到有灯光出现，大家都很兴奋，纷纷把头伸出车窗。过了半个钟头我们的车队终于到达集美补校。当时天已经黑了，我们的车队进入校区时只看到欢迎我们的人群个个拿着手电筒。他们有的高举写有“欢迎你 们来到侨校”的红色横额，有的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唱着“欢迎，欢迎，欢迎你，欢迎你们来到侨校！你们一路辛苦了，欢迎你们来到侨校！”我们的车队被安排在海旁的广场停泊。我们下车后就被带到附近的学生饭堂吃晩饭。我们离开诏安后除了吃馒头就没有吃过饭，所以大家都饿了。听到有饭吃，大家都很兴奋，顿时甚么烦恼的事都忘了，只希望早点开饭。我们按照组别分组，每桌十个人用膳。大家坐好以后，饭堂的职工就把香喷喷的热饭和热菜端出来，饭和菜分别用大的洗脸盆盛装。这时我们才深深体会到以前听说的吃大锅饭是怎么会事。虽然只有简单的两菜一汤，但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除了是因为我们肚子饿了，也是因为我们从较早前到达侨校的同学得知今后要吃到这么一餐饭只有在过年过节才有可能。吃完饭后校领导向我们简单介绍侨校的情况和注意事项。接着我们的领队宣布我们各组别的宿舍分配和安排。我和同船回来的同学分配到南侨十三。集美华侨补校的学生宿和教职员宿舍有十几栋，从南侨一、南侨二、南三……。我们住的南侨十三有五层楼高，我们的宿舍是在四楼的一个大房，这个房原来是一间大课室，没有间隔，房间里有三十个迭架双人床，可以住六十个人。 我们来到补校的第二天学校安排我们休息一天洗刷我们的衣物和鞋子。这里没有自来水，衣服只能在井边洗。每间宿舍旁边都有一口大井方便我们打水洗脸，洗澡和洗衣服。我们洗澡时一般就在井边洗澡，比较保守的同学就拿水桶到特设的洗澡间冲洗。那些水井的井口特别大，井口足足有两三米宽，井面离地面不太深，所以比较顽皮的同学就干脆跳到井里洗澡！集美补校的周围环境的确很漂亮，海边有很多凉亭供我们乘凉和聊天，真是课余饭后的好去处。离补校不太远的英雄纪念碑也是当地人喜欢去的地方。美中不足的是学校的基本设事严重不足，最明显的就是没有自来水。每层学生宿舍只有一个小便所，如果要大解就要下四层楼再跑到离开南侨十三还有一段距离的公厕，要方便真是很不方便！集美和厦门属于前线，离台湾的大金门和小金门很近，所以学校的保卫科对敌特非常警惕！每次有新同学来都要对他们进行过滤和筛选，甚怕有敌特混入我们的队伍。1960年8月19日晚，即我们到达的第二晚，我们刚吃完晚饭学校通知我们晚上七半到大课室集合。我们依时到达指定的课室时，只见保卫科的负责人给我们考政治课。那位保卫科科长在黑板上简单地出了几条政治题，第一道题是：“领导我们的党是……”，第二道题是：“我们党的主席是……”，第三道题是：“我们的国家主席是……”以及非常简单的政治题。考完试大家都摸不着头脑，大家纷纷在想为甚么叫我们考连小学生都会回答的问题。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到达后学校出现反动标语，内容是：“打倒XX党！“和“打倒XXX”。保卫科的目的就是要看哪位同学的笔迹是否和那些反动标语接近或类似。没多久半夜三更我们听说有公安来抓人，结果有两个和我们同船回国的同学就失踪了！过了一段时间在我们的大礼堂进行公审大会时我们才知道有两个和我们同船回来的同学被指控写反动标语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相信这两个人很可能只不过对现实不满而发发唠叨，结果毁了他们的前途！ 一九六零年八月，我入读集美华桥补校时我们的校长是杨新容校长（1908-1982）。他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到南洋的荷属东印度（Indian West Indies），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任雅加达新华学校校长，1953年回国后任集美华桥补校校长。1960年8月20日星期六，即我们到达集美补校的第三天上午，杨校长在大礼堂给我们作报告。他首先欢迎我们来到集美补校学习，接着他简单介绍集美补校的情况和勉励我们回国后要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和好好学习。听完报告后我们就分组学习和讨论，学习完了我们就根据我们的志愿开始分班。我被分配到文科班第二班﹙文科二﹚，苏德馨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当时离开学还有十二天，学校就安排我们到附近的人民公社参加修理堤坝劳动以及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们于8月22日星期一上午出发，十点多钟到达我们要劳动的人民公社。公社的负责人向我们简单介绍公社的情况和我们的劳动任务后，就带我们到指定的三同户﹙即“同住、同吃、同劳动”的主户﹚摆放我们的东西。那时天气特别热，我和我的户主吃完饭后没有马上开工；等到下午没那么热时我们才扛着锄头和挑着箩筐出发。到了工地，生产队队长就开始给我们分配工作，有的挖泥，有的挑土，有的修理堤坝；大家忙得不可开交。到了下午大约四点钟，大家开始没力气了；我相信大家都肚子都饿了，因为我们中午吃的地瓜细饭﹙粥﹚实在太稀了！稀的透明到可以见底！我们到达人民公社的第二天，即1960年8月23日正好是中国人俗称的虎暑，当天的天气热的实在受不了。为了预防中暑，生产队安排我们早上太阳出来前开工，到中午十一点多回去吃饭，下午三点多钟再开工，到六点多钟就收工。这次劳动对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学生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我们在印度尼西亚时很少做体力劳动。有的同学可能是由生以来第一次拿锄头挑箩筐。我小时候虽然住在农村，但参加这种强度的体力劳动还是第一次。我们在人民公社呆了一星期，到8月27日星期六就回校。经过一个星期的劳动，很多人的皮肤都晒黑了，手也长茧子了。这无疑对我们今后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全文完） 作者：（印尼归侨）胡淑全

到了中午十二点钟我们突然听到哨子声，我们的领队叫我们按各个组的编排列队检查人数。

1959年6月，经过三年寒窗，我终于从玛中毕业了，可是我的二哥胡淑温由于成绩没有达到要求而不得不重读。

据北京市侨联网站消息，日前，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馆长臧杰斌率“华博藏品部口授历史组”一行，亲临中国中元公司，拜访、慰问了黄锡璆。以音、像的形式，记录了黄锡璆的家史、成长史以及他在中国医疗系统建设的卓越贡献。这些将在筹备中的“中国侨界抗疫展览”中展示。

去年六月开始，香港经历了反华势力操纵下的“颜色革命”，对香港的经济与和平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在父亲节那天，广州羽毛球教父、印尼归侨傅汉洵合家一行，到英华与侨友相聚，共享羽毛球的情结，这则报道由老报人吴士工的热情传递，引发了广州一班球友的强烈兴趣，经过我与英华侨友会会长黄慧兰联系，昨日我们四部SUV车浩浩荡荡开向英华文君羽球俱乐部球馆，没有隆重的欢迎仪式，却受到英华老归侨以及侨二代的热情欢迎。

李林出生于福建漳州市龙溪县，孩提时随养母到印尼泗水养父家，14岁回国求学，先后在厦门读初中、上海读高中、北平（京）上大学，后奔赴塞北高原投身抗日，任八路军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委员兼120师独立支队骑兵营教导员，征战数年，屡建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