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农业部长夏鲁尔•雅辛•林波（Syahrul Yasin Limpo）因贪污罪行被法庭判处入狱十年。然而，还有不少宗案件还没有全部解决。
夏鲁尔被法庭判从农业部的下属员工收取贿款。从收取的440亿盾与三万美金，他为个人利益和家属使用了144亿盾。从私人的旅行，儿孙的美容护肤，至到付给农业部当歌手职员的薪金。
还有金钱流向民族民主党的8.2亿盾和4千万盾。民族民主党财务长Ahmad Sharoni已经把这些金钱交给肃贪委的暂收户口。
这个案件还没有全部解决。民众还等待对已经成为嫌犯的前肃贪委主任费尔利•巴胡利（Ferli Bahuri）的审查。在法庭上，夏鲁尔承认分期交给费尔利赃款，即5亿盾和8亿盾。也还等待在夏鲁尔住家发现的12把枪支案件。
如果看作案方式和赃款流向，在夏鲁尔贪污案里并没有真正崭新的东西，使用贪污所获用作个人、家庭和政党的利益，像这类型同样也发现在其他案件，尤其在有国家官员涉及的贪污案件，同样的使用权力以进行贪污。
这样的状况引发人们疑问。为什么使用几乎相同的贪污手段不断出现？为什么这类似的案件层出不穷？是不是还没有寻找到预防战略？为什么对贪污罪犯的判处似乎还不能引起震摄效应？
对这些问题，肃贪委副主任Alexander Marwato在7月11日与国会第三委员会进行的工作会议上说，我国的肃贪工作可以说已经失败。
他指的失败是根据近9年来的“贪污认同指数”（IPK）的停滞。2014年，我国的贪污指数是34点，几年后曾上升到40点。在2023年，倒退到34点。
几年前，肃贪委法令的修改，是被人们指责为我国的肃贪停滞甚至倒退的原因之一。然而，事实证明，肃贪行径是取决于政治精英和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意愿。
当前，在我国政治精英忙于迎接2024年10月政府的更迭和2024年11月同步地方首长选举，他们是否还记得或考虑这个问题。
撇开这一切，不要对我国的肃贪感到厌烦。由于腐败，曾经在我国获取大量丰硕财富的东印度公司（VOC）遭到破产并于1799年解散。不要使东印度公司的悲剧在我国重演。
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