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社会人士认为，4月22日（周一）宪院对2024年总统大选纠纷案的裁决，将是宪院的转折点。因为这个裁决本身是否将是宪院纠正曾经做出的错误？另一方面，这个裁决也将是我国这个要成为法治和民主国家的考验。所以，人们非常期待宪院法官做出进步性的裁决。
直到4月19日（周五），民众对宪院审理2024年总统大选纠纷案的支持，通过成为“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于4月16日（周二）呈交了47份申请。其实，宪院只能接受的“法庭之友”文件是4月16日16时前的申请。
宪院从4月初已经开始举行了法官协商会议讨论对大选结果纠纷案，将继续到4月21日（周日），即宣读裁决日子（周一）的前一天。
这个案件是阿尼斯–穆海敏候选人搭档（1号）和坎查尔—马福特候选人搭档（3号）提出的诉讼。这两对候选人搭档，对普委会出伯拉波沃–吉伯兰候选人搭档在2024年总统大选获胜决定提出置疑。
在4月19日（周五）举行的题为“探讨宪院的里程碑裁决”的讨论会上，印尼大学法律人类学教授Sulistyowati Irianto说，解决2024年总统大选纠纷是具有独特性，不能当作解决一般的选举纠纷。所以，她希望宪院的法官能够考虑超出单纯法规教条的分析。意思是说，宪院的法官不只是自身成为法规的喉舌，而应当成为宪法的守卫者。宪院必须保护宪法。Sulistyowati教授也提到宪院之前改变成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条件的裁决。这个裁决为佐科维儿子吉伯兰成为副总统候选人铺平道路，当了伯拉波沃总统候选人的搭档。这个裁决也引起违反道德准则的问题，导致宪院名誉理事会对宪院法官安瓦尔•乌斯曼–吉伯兰的舅父–作了惩罚，撤掉他当宪院院长的职位。
阿尼斯–穆海敏阵营和坎查尔—马福特阵营对普委会做出的2024年总统大选结果伯拉波沃–吉伯兰获票58.58%而获胜的决定，提出诉讼，要求宪院法官宣判吉伯兰当副总统候选人的资格无效。
巴东安打拉大学国家法讲师Feri Amsari在这个讨论会上说，宪院必须对2024年总统大选出现的一系列舞弊负责任。因为所有舞弊都来源于改变当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条件的裁决，而后这个裁决为吉伯兰铺平道路。他认为，这个裁决是我国大选极坏的先例，会带来“结构性，系统性和大规模”的舞弊行径。他认为，目前宪院处在十字路口。如果宪院能够好好地树立宪法，我国的民主可能会好转。但是，如果宪院在判案时折断了公正判决的槌子，我们将进入民主的灰暗时期，因为所有一切已经被颠倒。但是，他相信，宪院的法官不单纯是法规或法律的喉舌，而是公正的喉舌。所以，法官们只依据法规是不足够的，但是也必须发现实质性的公正。
他也希望法官们不必担忧说宪院法官无权裁决有关对大选结果纠纷的观点。Ferri说，因为宪院在2008年有过进步性的裁决，准确的是第41/PHPU/D-VI/2008号。当时宪院院长是马福特（Mahfud MD），这个裁决是在2008年–2013年届东爪哇省长选举有违反宪法，导致当地普委会计票的决定被宪院撤销。
玛琅普拉威查雅大学法律学教授Achmad Sodiki同意Ferri看法。他希望法官能够在这次总统大选纠纷做出正确的裁决。将来的裁决希望不只是提及大选结果纠纷，而也是在2024年总统大选如何实行诚信公正原则。Sodiki说，将来我们会看到，法官不只是根据法规做出决定，而是根据社会存在的活生生的宪法，使致这个决定更有进步性。我希望宪院不会无视这一点。毕竟法官是法规的喉舌。Sodiki估计法官将采取裁决的一些可能。首先，如果申诉人的要求被采纳，法官必须相信和能够证实在哪里出现有“结构性，系统性和大规模”的舞弊，是否是在所有地域或只是在某个地方。Sodiki说，如果法官相信在一个地方确实有“结构性，系统性和大规模”的舞弊，不论有多小。这样，法院不只是从数量方面而取得的百分比，而也是从另一方向看。
一方 （取自《罗盘报》4月20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