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法院审查大选纠纷案，进入了专家意见和证人作证阶段。1号和3号候选人组合法律团队提出的“社会援助”（Bansos）问题，成为激烈争论的议题，也是主流媒体着重报道的。另一个辩论的议题是宪法法院有关第90号（充许吉伯兰成为副总统候选人）裁决。
宪法法院为了深入了解这个派发“社会援助”问题，传唤与此有关联的进步内阁四位部长：经济统筹部长，人力资源发展与人力统筹部长，财政部长和社会部长，还有大选委员会尊严理事会主任，于3月5日在宪法法院出庭，接受宪法法官询问和听取说明。
4月2日，由3号候选人组合提出的印尼大学政治心理学专家Hamdi Muluk在宪法法院作出说明。他说，在大选投票前大规模派发的社会援助，影响选民的选举倾向约29%。他说，虽然在职总统没有参加竞选，但是选民对他的高满意度，通过社会援助转換成对参选他公子的支持。而其他71%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比如个人特征、意识形态、社会关系、宗教、偏爱，也受朋友、对能力的分析和竞选活动的影响。
Hamdi Muluk专家说，这个社会援助的影响力，是对全世界相同课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得出来的。他搜集了世界各国1081个文献，后来缩减研究734个文献。最有说服力的有83份，最令人信服的是10份文献。他说，在尼日利亚派发的社会援助影响选民选择倾向达到92%，在职总统被视为是分发礼物的圣诞老人而重新当选。他认为，社会援助作为政治手段对目的的民主生活是产生问题的。只有统治者能够利用社会援助。对印尼来说，在职总统于2024年大选没有参加总统竞选。他说，有人说他是一半的总统竞选人，竞选的是他儿子。剩下怎样使选民相信竞选副总统代表这一半的竞选人。
然而，2号候选人组合团队的尤斯利尔（Yusril Ihza Mahendra）置疑这位专家只聚焦派发社会援助的理由。其实，派发到每个农村的农村资金，每个村高达10亿盾。
Hamdi Muluk承认，他没有有关数据，由于时间和资金短缺，没有对此在印尼进行研究。他说，我们只寻找普遍对所有国家这个问题的一般法律。所以，把社会援助作为政治手段，是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
另一位3号候选人组合法律团队成员，Hotman Paris也置疑，在西苏门答腊和亚齐派发社会援助，并没有带来2号候选人组合胜选。
Hamdi Muluk说，这是因为还有其他71%的因素影响大选投票行为。可能这西苏门答腊和亚齐两个省份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社会援助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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