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温发俊文友的“访亲问友，乡情依旧”，触起了我烟云流水般的思忆。在诸多繁杂的记忆中，最使我印象殊深且永久难忘的至友要数阿蕉了。我和阿蕉不仅是最要好的文友，又是喝着马哈甘河水长大的乡友，这种双重关系促使了我们成为莫逆之交。
俗话说：“相见容易，相处难”，我和阿蕉不仅相见容易，相处也不难。阿蕉平易近人，他没有丝毫的架子.，情真意挚，十分的随和，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没有高下尊卑之分。“人贵相知，心贵相通”,我们在一起几乎无所不谈，彼此都可以倾心相许，剖腹相示，他虽只是中学毕业生，但才华横溢，满肚子的学问，他写文章的路数很广，举凡社评，散文，小说，杂感，样样精通。他的一生几乎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他提起笔来，心手相应，运笔如飞，是一位勤于耕耘的多产作家。
50年代末，他巳在泗水《大公商报》工作，而我的家也刚由东加里曼丹迁到泗水，暂住在Kembang jepun，距报社也不算远，因此我们过从甚密，成为了我家的常客。我妈很同情他，觉得他在泗水的生活很孤独，有时也做点菜留他在家吃饭，偶尔也在我家留宿。我和他，促膝谈心，他很健谈，天南地北，从曹操谈到毛泽东，从杨贵妃谈到夏梦，充分显示了他的知识的渊博。
曾记当年，我们相约要去惹班（Mojokerto）,造访一位文友张庆。那时我们还在学生时期，袋子清贫如洗，所以到了惹班,也只能十分无奈地住在一间十分简陋又陈旧的小旅店，屋里很幽黯，阴森森的，就像美国荷里活鬼片里的古屋，住进这样的旧房子，整夜毛骨悚然，难于入眠，第二天一早，我们连滚带爬地急匆匆跑了，在回家的路上仍怦然心跳。我和阿蕉做朋友，可惜只是“半生缘”，60年，我回中国，人一走，茶就凉，彼此的音讯全断了。顺便也给张庆文友挥几笔，他回国后考上暨南大学中文系，他最得意之处是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来到香港就在“丽的电视台”(后改为“亚洲电视台”)搞设计工作。电视台楼上有一层是专为员工而设的中西餐厅，张庆有时也约我在那里茗茶闲聊。就在这小小的天地里经常可见到我们所熟悉的明星。三分人材七分打扮，其实所谓明星也和平常人一样，真正漂亮的没几个，大部分靠打扮包装自己。时光不留人，当年风华绝代的大明星，有的已铅华尽洗，有的已上天堂。张庆也不例外，晚景很惨，患上老人痴呆症，不久也走了。可悲，这是人生始终要走的结局。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28年。1988年，我第二次去印度尼西亚，顺道去了老故乡三马林达探访久违了的朋友们。傍晚，我和太太刻意先去阿蕉的住宅，他从屋里走出来，见到我，陡地愕了一下，轻声问道：你是XXX？我摇摇头。他很快就纠正过来：哦，你一定是良璧。他十分惊喜地跑过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唉，真没想到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后来几年，他在泗水《千岛日报》工作时，我也去见过他几次。他的为人乐观豁达，谈吐十分幽默，喜欢说笑，有时余美珍也在场,笑得乐不可支。美珍也是来自东加里曼丹，在情趣上与我们也相当合拍。大约是2005年，阿蕉开始患上泌尿系统癌症，住在广州第一医学院住院处，我和天涯(苏允岱，已故)去探望他，因为是患病初期，其气色还是好的，出院时，我们还邀请他在一家酒楼进餐。2006年，三马林达华校庆祝校庆100周年，我们几位老文友又聚在一起，说说笑笑，难得的一次大聚会，也是阿蕉患病末期和我们最后一次拍照留念。我最后一次见到阿蕉是在飞机上，我走在飞机的通道上偶然见到他和他太太两人坐在那里，样子十分消沉颓丧，脸色很苍白，我知道他距天堂已很近了，心里很难过，不知说什么好，果然，不久他真的走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的音容笑貌，也再没机会见到他写的作品了。
常听人说，三马林达好风水，人杰地灵，出了不少文人学士，这话也非浪得虚名。就以阿蕉来说，他在文学领域取得的成绩硕果累累，领尽风骚，我曾在拙作“流年似水情依旧”一文中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印度尼西亚华裔社会可以写作的人不少，但知识型的作家就不多，阿蕉是其中一个卓尔不凡的知识型作家兼政治评论家。有些事，‘言之不难，行之维艰’，要做到像阿蕉那样，在学问上旁征博引，在修养上独具视角，在职务上恪尽职守，又可以胸有成竹地以丰富而充实的数据写出精彩绝伦的文章者，大概非阿蕉莫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