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回首，香港作联不觉已创立35周年了，犹如一场文学马拉松，居然能坚持那么久，也像一份文学刊物的跨百期甚或百年，都属于了不起的奇迹。文学社团的生存更增加一份难度，必须活动频频，创意连连，才能源头活水，吸引天下文士精英集合于麾下，容纳千山万壑百川大海。作联生命力充沛持久，和几届会长的能力、魅力和凝聚力分不开。
尤其是刘以鬯、曾敏之、潘耀明三位会长，最令人钦佩。他们在场，作联就有品牌；他们坐镇，作联就始终有一股强大的文学磁场。不少文学组织，因为缺乏文学的能源和动力，缺乏社团专才，缺乏韧劲和凝聚力，很快无疾而终；作联具备了上述优势，以致能薪火相传，今天，仍然走在春天的征途中。
作联三位会长，在文坛上资深，实力足够，襟怀博大，威望在外；无分派划圈、鸡仔肚肠的小气量，有容纳百川、率领千军万马的大气魄。
当然，三位会长也都是我写作路上的大贵人、大恩人，时隔近四十年，幕幕情景记忆犹新。
潘耀明以文会友，广结文缘。七十年代我初到贵境，举目无亲，心情彷徨。偶然看到《海洋文艺》这样一份文学杂志，十分喜欢，尝试投稿，居然屡获采用。那时《海洋文艺》总编是吴其敏先生，潘耀明（彦火）就任执行编辑，邀我到他们的编辑部见面，语多鼓励，令我惊喜，信心大增。八十年代国家改革开放，闽粤两省出版界纷纷出版香港作家的散文小说，福建也出一本选集，潘兄看到书稿即将截稿，问有没有人向我邀稿，我说没有，他让我赶紧选一篇加入。1979我在香港《大公报》连载的长篇《出洋前后》获得南粤（三联机构属下）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那时潘兄在三联当编辑了。
曾敏之(已故)惜爱人才，鼓励后进。他在香港《文汇报》编文艺版的那些日子，常常在见面时或打来电话向我邀稿。我的短篇小说、散文投给他，基本上都在他编的文学版发表出来，很少被投篮。曾老还勉励我出来做点事，可惜我不喜惹上人事麻烦，就说还是专心写写东西比较好。
刘以鬯（已故）为人正直，栽培新人。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无论是在他编的《快报》副刊，《星岛晚报》的周刊“大会堂”，还是后来的《香港文学》，他都给了我很多机会。我在他担任主编的报刊上，或写专栏杂文，或连载长篇，数量最多，尤其是《香港文学》，刊登了我不少短篇小说、散文和报道。当然，刘老崇尚和追求的“与众不同”创新精神也成为一种我学习的榜样。
香港是一个典型的商业社会，加上文坛上那种素来就有的「埋堆」、山头主义和文人相轻的陋习，令坚持写作具有一种难度。除非韧劲很足，看淡名利，贵人提携；迄今我能业余坚持写了整整半个世纪，进行文学马拉松，依然毫无倦意，反而“不写最累”，实在非常感恩上述三位会长的提携和鼓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