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堤岸两年后遭遣送松贝难民营
我们一家连岳父四口,到了堤岸暂住于姐姐家,这屋本来就小,十五平方米住了十一个人,幸亏里面加建了个小阁楼,才勉强挤得下。当年十二月,姐姐一家七口被法国政府人道收容去了巴黎,屋子留给了我,算是真正有个立足之地。
一到堤岸,我每天到大市去看去转,希望找到一份足以糊口的工作,或侥幸碰到从金边来的亲友。两位舅舅都已作古,留下舅妈和表兄弟姐妹们,他们日子过得并不宽裕,都表示无能为力,我并无怨言,也无需责怪亲友。越南打了几十年仗,虽然战争已于1975年结束,但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早已民不聊生,南北统一后又搞了臭名昭著的“检家”,迫使有钱人和许多中产阶级纷纷逃离,人们花高昂的代价贿赂官员,冒着生命危险出海,只为能过上和平安稳的日子。许多无辜船民葬身海底的消息,多次成为各国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发新经济区,把许多人民迁徙到那边,但由于计划不周、政策低劣,使穷困的老百姓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工作自然不好找。好友李秋德了解了我的情况,愿意安排我到他的粉面店工作,待遇跟他弟弟一样,月薪八十元,还管吃两餐,八十元对低薪阶层来说算不错了,但我一家四口生活如何维持,而且看得出,他其实不需要用人,纯粹是为了帮我,这个人情当然不能接受。秋德见我不愿意受他恩惠,建议我搞点小生意,当天就介绍我买了一部熟食车,回去洗刷干净,在二姐夫妇的指导下,隔两天便做起卤鸭生意。
我每天推着卤味车往人多的地方摆卖,生意不错,就是老被警察驱赶,有时跑不急被警察追上,把居留证没收了。那时公安很老实,听说是柬埔寨难民,只没收居留证,让我把车推走了事。好在那是复印的,回家另拿一张,生意照做。但老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便在后江街摆起了档口,每天纳一元钱“市税”,从此不再担忧警察的驱赶。档口离家一百米,省时省力,而且生意奇好,人们都称赞我制作的卤鸭和各种卤味,是周围最好吃的。制作卤味需很多准备工作,从选买鸡鸭和猪头猪耳,到宰杀脱毛,熬糖浆、下料,味道和火候之掌握,样样都得认真对待,不可马虎。
就这样每日制作卤味销售,虽然忙碌,收入还是挺不错的,经过近一年半的努力,我们已经赶上了小康生活,衣食无忧,跟别人一样上餐馆、吃榴莲,买点这个那个。但好日子并不长久,一天早上,女公安婷姐过来找我,“明哥,明天要送你们到松贝难民营,你们做好准备,你的岳父年纪大,可以不用去”。我听了感到愕然,三个月前本来就要把我们送进松贝,是这个婷姐叫我们躲起来的,怎么这次来真的呢?我忙对她说:“婷姐,你上次不是让我们躲起来吗?我们明天暂时离开就是”。“不行呀明哥,上级有严厉规定,这次我不敢放你们走,否则会受处分”。婷姐平时对我们不错,我也偶尔送点东西给她,这次虽然把我们送进去,对我老丈人却额外开恩,也算是卖个人情。我心想躲也躲不了多久,一年多来总算有点积蓄,反正法国担保纸已经收到,赴法是迟早的事,何必节外生枝。第二天当然不做生意了,托实卑乡亲把我们被遣送松贝的消息通知在柬埔寨的岳母,好让妻弟把他爸爸接回去。下午打包了几件衣服和生活必需品,到街坊公安处集合并做了登记,不多久,车子把我们接走,出了市区朝松贝的方向疾驰而去。
到了松贝,每个家庭都分了房子,但规定必须四个人以上才能住一间,我们因岳父没来,三个人只能和另一两口的家庭合住。房子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是临时用木板搭建的,茅草盖的屋顶,竹编的高脚床。松贝地势低,又是半沙地,随便在屋旁挖上一米深,就会有水冒出来,当然水是浑浊的,又不能深挖,挖深了会坍塌。吃水要加入白矾慢慢澄清。屋旁百米外是无胶可割的老橡胶林,枝桠掉满地,拾回来晒干了可当柴烧。
我在营里遇到许多熟人,有原金边新青体育会的会友,有初中两位副班长,我的表姐郭素娟和陈定祥,定祥的的妹妹及其夫婿黄达安,及许多柬埔寨的朋友和同乡。有进来好几年的,有像我一样刚到的,谈起出国之事,大家都不抱太多的希望,缘因越南政府把难民作为跟联合国难民署讨价还价的棋子,收留难民对他们有利,当然不愿意我们这么快离开。照大家的看法,我们这些人虽饿不死也出不了国,只有遥遥无期的等待、等待、再等待。综合大家的看法,我意识到五年内肯定不能离越赴法,便开始筹备投奔泰国考依兰难民营的计划。
奔向泰国考依兰
在松贝呆了两个多月,终于逮住一个机会,朋友介绍了一位驻扎在松贝的士官,他正好要回河内度假,我假意要向亲戚借点钱应急,说服他把我带到西贡,当然他的车票和饭钱我给包了。过几天又托人把李军和女儿带出来,一家人住进了大舅妈家。又向表舅翁学正学习制作油条的技术。一切准备就绪,告别了舅妈和表舅,开始新的征程。1981年3月中旬,我们一家三口随身带了一辆自行车,通过黑市买了西贡去新光的车票(车票原价八元,黄牛党每张加五元)。车抵新光后,我们去探望了老同学詹前扬,在他家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由前扬介绍一位往返新光铁桥头的船老大,谈好四十块钱把我们送抵铁桥头。由于我的粗心大意,在新光骑车时弄伤了女儿小燕的脚,所以船一靠岸,顾不得回实卑,先到附近一位亲戚家,请医生给小燕治伤,几天后伤口逐渐愈合才回实卑。归心似箭,那天我把自行车蹬得飞快,当晚回到实卑,岳父母见我们归来,喜极而泣。岳母把小燕亲了又亲,小孙女成了一家人的宝贝。
一个星期后,我们告别了岳父母,坐上去施礼梳潘的运粮车,在那里又巧遇胡成,原来胡成夫妇听说泰国恢复收容难民,便举家离开三州府来到这里。他告诉我端华林宏毅校委主任的太太杨璧陶老师就住在附近,还有她的两个孩子季仪和德仪,我请胡成带我们去拜见杨老师,听说我们还没吃饭,她赶紧煮饭做菜招待,久别遇亲人,那餐饭特别好吃。和蔼的杨老师非常热情,告诉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等季仪回来再说。季仪当时二十五六岁,长的一表人才,一家三口全靠他在外打拼。我把潜入考依兰难民营的意图说了,他毫不思索就答应了,半个小时后,他找来了一位叫华哥的朋友,说定收四钱黄金。下午四点半,我和华哥各骑一辆自行车,载着李军和小燕向考依兰难民营疾驰而去。(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