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考依兰（Kao-I-Dang）难民营，位于巴真府，亚廊以北二十公里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为接收来自柬埔寨的大量难民而设的收容所，它收容了近八万难民,划分成好多个区，当中的十七区被规划为收容来自柬埔寨的华侨华人，有一些原属越南和老挝的华人，也登记为柬埔寨华人，以便能住进这个聚居华人的难民营。我们一家在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七日抵达考依兰十七区，当时就一个目的，远离战乱、远离死神，永远离开柬埔寨这个生我养我的伤心之地，到别的国家去，寻求自由幸福的生活。
三月十六日下午六时，我们一家三口离开了杨婶在是士分市临时栖身的小木屋，骑着自行车跟随华哥（一位在柬泰边界做买卖的华人）向泰国边界出发，我自己骑着一辆自行车伪装成商贩，华哥载着我妻子和三岁的女儿，假装带她去寻找已经很久没回家的丈夫。两车一前一后，距离拉开好几十米，装作各走各的，互不认识。半路上有一个高棉士兵驻扎的岗哨，负责检查来往于两国边界的自行车商队和路人，更重要的是阻止和抓捕那些有意“叛国者”，对于不愿意留在柬埔寨而跑到外国去的人，当时统称“叛国者”，若有发觉，诛杀无论。当然，也有人经过苦苦求情和贿赂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得以脱身，更甚者是被洗劫一空还不放行。每个人的遭遇各有不同，我一个好朋友一家人，最早闯关，也是最不顺利的，直到第三次才成功进入难民营。我们算是幸运的，一次闯关成功，而且代价相当低。看在季仪的份上，华哥只跟我们要了四钱黄金。
华哥只负责把我们带到边界军事缓冲区，便交给几个经常背货到营里卖的高棉青年。一见这些青年，我心里不禁哆嗦起来，一股寒意直往背上冒，他们年纪不大，却个个身上都挂着两个美制手榴弹，说是遇到巡逻兵时自保用的。我心里想，用不着遇到巡逻兵，万一这群人当中有人临时起了歹念，我们一家可就完了。华哥看出我有顾虑，极力安抚我们，又跟带路的说我们是他的兄弟，一定要照顾好。事到如今，已无退路，也只好如此了。这里虽叫缓冲区，却是最不安全的地区，这条路有成千上万或者说数不清的地雷，必须小心翼翼，紧跟前面的脚步，亦步亦趋往前走，为了绕开地雷，也为了不被树林里隐蔽的柬泰士兵发现，大家都赤着脚，尽量不发出声音，迂回前进。老实说，空身走这段路尚且劳累不堪，何况我背着女儿，妻子那时怀有六个月身孕，更是百上加斤，也只能咬紧牙关，忍痛负重，路上许多有棱有角的小石头，踩上去痛彻心扉，荆棘扎满了脚底，也没能停下来拔掉，必须加快脚步，赶上前面带路的人。大概十公里的路，因为绕了许多弯，从晚上八时出发，一直走到凌晨两点半，终于到了篱笆口并爬了进去。正庆幸安全抵达，冷不防几个守夜的难民纠察员走过来，又勒索了一百泰铢才放行。走私帮把我们托付于他的亲戚后走了，这时我们已经累坏了，腿脚肿疼酸麻皆有，顾不得安不安全，泥地上倒下去便睡。
见到难友喜极而泣
睡到将近六时，难民营里公鸡啼叫，我们赶紧爬起来，告别了借宿的屋主，去华人聚居的十七区，期望找到亲友解燃眉之急。果不其然，在十七区真的遇到了许多朋友熟人，其中有多年深交的奇伟兄一家、教我们地理科的洪觉民老师、老同学江慧夫妇、郭永青夫妇和继先等老朋友。还有玉香的老邻居老同学宾雁一家、都是历经沧桑，死里逃生之人，大家喜极而泣，庆幸和祝贺我们获得了新生，一位好友赶忙煮饭给我们吃，并把多余的碗碟送给我们，吃过饭后，江慧的先生张琳兄立刻带我们去寻找有户口出售的人，当时难民营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批人被西方发达国家接收，人走楼空，有的临走前还想捞一笔，把户口连房子卖出去，收个一两半两也好。当然，这是犯法的，难民居住的茅草屋是联合国难民总署出资搭建的，户口也不能私自转让，但刚到的人总得有个落脚之地，也就管不了那么多，因为有了户口，才能分到救济粮。有人买就有人卖，正当我们焦急的寻找户口，又传来另一头有人中名出国，房子户口都不用花钱，我们找到了营里有关负责人有兄和义兄，向他们谈了我们的情况，得到了他们的许可并登记了户口，住进那破茅屋，就这样总算安了家，心也踏实了。当晚，在跟朋友们聊天时，得知庆熙和殿忠等老友已赴澳洲居住，并积极给朋友们办理澳洲担保，便跟宾雁讨了庆熙的地址，写信要求他担保赴澳，同时附上我们的西文姓名和出生日期。几个星期后便收到了庆熙寄来的担保纸，李燕和玉香同姓，以堂姐妹关系做了我们的担保人。同时还收到我在法国的弟弟和美国的表姐寄来的担保纸，一时间觉得自己很幸福，烦恼一扫而光，仿佛出国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一，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