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坤平先生去年年底不慎摔倒，两月后便过世，享寿九十岁。李先生老年的生活，就因为有一个心地善良且孝顺的女婿使认识他的所有朋友们都感动。女婿把岳父岳母老年生活照顾得十分好。他的体贴，让女儿自叹不如其夫君。连他邻居的周大爷都说，老李这位女婿胜似他的亲生儿子，他的女儿嫁到一个好丈夫，真是没看错人，这辈子，总算没什么遗憾了。在殡仪馆的最后一晚，有的人问起这位爪哇男子，问他为什么这么大费周章地照顾岳父岳母，他真的没有这个义务，就算他不出钱不出力，也没有人会指责他的。他说：”我确实没有义务赡养妻子的父母，但我的妻子有义务，她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想和她一起分担，夫妻不就是不分彼此的吗？
李先生1931年出生于加里曼丹北部打拉根。念完初中后便留在母校打杂。若干年后他便当上启蒙教师。十年过后，不幸华校被封闭。为了谋生，也只能在菜市场前摆摊做些小生意来维持最低的生活费。
李老师育有一男一女，长子念完高中后便跟随一位包工头来到峇厘岛打工。几年后，凭着他的勤奋和省吃俭用，存了点钱后,在几位朋友的协助下，创建了一家装修公司。稍微站稳脚跟后，便把父母和妹妹接到峇厘岛一起生活。
刚过上三年多的好日子，李先生的儿子不幸因中风过世了。李先生陷入了深深的哀痛，无法相信儿子年仅三十多岁就撤手人寰，此后，他也不知如何安排公司里照常的所有运作。也在那一年孩子留下的生意开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隆，没了孩子，装修公司的一切事物 和钱财就由儿媳妇来料理。起初他也放心儿媳己经能经营日益繁忙的公司，他没料到儿媳妇早有意图想控制公司所有的财务。儿子死后，全家人完全得仰仗儿媳妇的鼻息过活，甚至于家里最小的花销，也得靠儿媳妇的慷慨解囊。
不到半年后，儿媳妇把公司所有的资产跟随一个男人卷跑了。幸好儿子生前给父母在银行存了一笔钱。不久后，他们也只好搬去租一间小房子。老李夫妇俩靠每天做一些糕点和小吃来维持生活。女儿为了补贴家用,便想出外打工。没学历的一位年轻女子，找一份工作谈何容易。
他哥哥过世后，嫂子跑了，公司解散，遗留下来的十多个工人由她哥哥之前的工头带领下，另建立了一个小规模仅包劳力而不包材料的装修公司。李先生之女也加入进来，这个新公司的新老板其实是旧时已故哥哥的贴身助理。
两人日久生情，但她也知道父母不会同意这门婚事，嫁给一名爪哇男子，思想观念还蛮传统的父母至今还没有摆脱种族的标签，他们认为当地人和华人通婚的家庭中，种族歧视和彼此之间的隔阂阴影仍然笼罩，可说已经根深蒂固。也许只有下一代才能改变这些刻板的成见吧！女儿背着父母与那位男子私奔。唯一的女儿私奔后对李先生夫妇打击甚大，按照印尼婚姻法，儿女成年后，婚姻选择是自由的。
女儿私奔后一个月便回来了，如今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此时两位老人的租房也满期了，剩下的存款不多，自然也没能力再租房。无奈之下就同意与女儿女婿同住。懂事的女婿把主卧室让给岳父岳母，他们住偏房。李先生总觉得如果居住在自己儿子的家那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住在女婿家里会被别人说闲话。口袋里剩下的一点钱，随时要准备应付生病之类的突发事件，小钱多存一天，就多一天安全感，面对现实，又有点忧伤，却说不清楚，实在让人不知如何搁置自己的感受。
孝顺的女婿，每隔几天就会把给岳父的零用钱塞进他挂在墙上的衣服口袋里。信奉伊斯兰教的女婿自然不吃猪肉，但每个星期他会亲自到菜市场买一公斤五花肉，交给岳母做客家人的扣肉。两个小孩从出生后就由岳母和妻子照顾，在家里多是讲客家话，但他不介意。连他自己也学会了讲几句简单的客家话和普通话。学会几句普通话对他也有利，装修公司大部分的客户为华人占多数。每逢过年，他也会去订购一只烤乳猪回来孝敬岳父岳母。
上世纪90年代初，一大批台湾渔船于“渔业合作”来到峇厘岛南部作业，渔民们携带着家眷一起过来，孩子们遇到了念书的困惑。在渔业公司的老板协助下，李先生创办了一间简单的汉语补习班，在教室匾额上写着“台湾语言”补习班。教材是按照台湾小学课本。那个年代举办汉语补习班是非法的。“中国语言”被禁止，而“香港语言”和“台湾语言”就合法。来此补习班学习的不仅是台湾渔民的子女，傍晚时分，也有当地华人送小孩来补习汉语。
十多年过后，随着多间三语学校的成立，台湾渔民也逐步离开，汉语补习办不下去了。这意味着李大爷的经济来源也没了，导致生活会很拮据。幸好心底善良的女婿早年已经买下在他房子隔壁一百五十米的空地，建起了一栋小别墅型的房子，设有宽敞的卧室、卫生间、独立厨房、花园、还有客厅、书房等等，过着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李大爷能安度晚年就因为女儿嫁到了一个心地善良的夫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