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境中,许多活动都停止了,尤其是文学。以前文学都是静态和动态相辅相成,才能相得影彰,有声有色;疫情延续那么久,文学这类被视为可有可无、也有不少人一旦沉迷其中就一生一世走不出来的文字艺术,在近两年疫情中变得静态,好似睡眠中。年度大书展推迟举办而疫情没有大爆发,算是很大的奇迹;香港公共图书馆主办的两年一度的文学双年奖依时举行,也是一种坚持。
中文文学创作奖,分成很多的组别,我被邀为儿童少年文学组的评审之一,目睹那几十本参选的文学书,不禁钦佩一些搞出版的同行,在疫境当下,还是很有心参与这种活动。书都是这两年出版的,而这两年恰恰正是香港的多事之秋。
终审会议之前在中央图书馆演讲厅有个公开的研讨会,面向公众人士,讲者正是五位评审。叨陪末座的我,心情微微紧张,毕竟久违了,我只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讲稿,没准备投影简报,到了会场,才猛然醒起,疫情中,恐怕没什么听众吧?遇见助理馆长,我问,应该没人来听吧?又马上自答,奥运,不也没什么观众吗?我想到了奥运各国运动员,虽没观众,照样严于要求自己,认真参赛,其中还有不少超水平的演出。我们又何必计较文学听众有多少呢。
讲者陆续到来,我们被请到第一排的嘉宾座位坐着,看到讲台上五个讲者名牌,还有投影到讲台大荧幕上漂亮的字样:「第十六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文学研讨会」大标题,副题是「儿童少年文学创作手记」,心情荡漾,忆绪绵长。
文学双年奖,参选的是近两年出版的书籍,两年一度,乘予二,就是三十二年,那是不止一代人成长的时间。文学的传承就是这样,需要一代一代地持续,才可能积累和丰厚;文学的影响和力量,也从来是那样潜移默化,一如细雨润无声,日子有功,才可能天长地久,而不可能立竿见影。有许多外来者误读香港,以为香港是文学沙漠,或者香港根本没有文学,至多尽是流行文化。如果今天他来研讨会会场,一定很感动,人数少,会议依然举行。
我回头看到,坐在听众席上的始终只有十二位。其中还抱括了我在微信里通知的两位热心文友。
这个设备先进的演讲厅,以往我是那么熟悉。讲台上讲台下,两种角色我都担任过。要是港台、中外名家莅临,讲些热门话题,常常座无虚席,一般的也会坐满七成或半场以上,这一次,疫情还在持续蔓延中,新变种病毒不长眼,不会因为香港确诊少而退却,依然输入来肆虐;听众来了十二位,还是令我感动和惊喜,比起空场,难道不是很意外吗?我以前常常写些豪言壮语:哪怕剩下最后一个听众,也要认真准备,讲得头头是道;哪怕你的书只剩下一个读者,也要继续写,写到天老地荒。今天,就很接近那种极致和境界吧。
我们被请到讲台上坐了。公共图书馆主持者几次礼貌地知会我,时间再推迟五分钟,我点点头。我很欣赏香港式的准时,巴士开车、渡轮开航,都有时间表,分秒不误。开会推迟几分钟,不是什么大事,但他们也认真其事,与讲者沟通。
五个讲者,一个讲香港儿童文学存在的问题,一个讲绘本,一个讲儿童文学的种种元素,一个讲阅读,上海的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用视频与大家见面和发言。从前,类似的会议总是设置听众提问时段,因为这次听众少,而且五个讲者轮流讲,也超过了规定的两个小时,最后一个讲完,研讨会也就结束了。
疫境中的研讨会真别开生面,那么少听众,也照旧举行不误。大型书展控制进场人数;美食展不得在场进食;餐厅一枱限定四人以下……文学研讨会恐怕也不允许坐满,会控制在半场以内,我们这一天就到,听众如果挤挤地坐在一起,怕一排都坐不满呢。
我遂想到自己写过的小小说《演讲》,写的是讲者也是五六个人,可是听众只有一人,他们把主持机构给的鲜花都献给了这位难得的唯一的听众。原来,这并非没有可能的,今天几乎都应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