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仓兼写字楼搬迁,忙足大半年。想换买一间小的。不料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只好先租一间小一半的货仓。想处理旧货仓,一直是多年的心愿,因为大部分残书旧书二十几年就一直摆在那里浪费太多空间。
我们出版社创立于1991年,没有在行家竞争和文学电子化网络化的冲击下被淘汰,在侥幸中逃出生天,算是不幸中之大幸,说是一项奇迹也不为过。那个年代,有好几家出版社出了一两本畅销书后,就成了昙花一现般的匆匆过客消失无踪。
整理书橱,除了来自好几个管道的藏书外,还有大量我发表于报刊的文章剪贴报,大簿子小本子,少说也有一百多本,装满几大纸箱。这么多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是什么促使我七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写得那么多?往事虽然并不如烟,但真不堪回首。如果那时候生活稳定,我又何必写那么多专栏和连载小说呢?
人在重重压力下,爆发的力量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收集珍藏的那些大量旧报纸杂志,躺在书柜里,一躺就是十年二十年,很多当时发表那文章的具体情景背景,如果不是翻看那整张报纸杂志,我都全忘记了。其中看到那张发表评论刘以鬯《黑色里的白色 白色里的黑色》的文章标题好大,又是彩色,又是头条,心中万分感动。细看,版面执行编辑印上傅女士的名字,类似这样的整大张报纸我收集了不知多少!教我泛起了无数美好的回忆。
那时候,我喜欢投稿香港这《大》报的文学副刊周刊。九十年代,文汇、大公、新晚、星晚、星岛五家大报的文学副刊非常著名,风光、鼎盛一时,将香港的文学蓬勃推向一个顶峰。其中文汇的《文艺》、大公的《文学》、新晚的《星海》、星晚的《大会堂》每周一大版的文学周刊,我都是常客,发表无数短篇小说、散文和评论。在大部分文学周刊都式微后,《大公》的文学周刊依然保留,一枝独秀,成为依附于香港纸质报纸的最后一片净土。
约有九年光景,我在这家已经有超百年历史的报纸写稿,无论发表与否,热情未减。一是报纸的格调不低,从不流俗,不像一些为牟利而诲淫诲盗哗众取宠的商业报纸,庸俗不堪;二,每日都有一大版副刊,文化气息浓厚,不像港地不少报纸画地为牢,一块块豆腐干,刊些太个人的随意杂文文字;最喜欢的就是每周一次的、在星期日出版的大公文学周刊,版面编得很漂亮。有我作品发表,报社傅女士寄样报两份给我,有时我太喜欢,还跑到通宵店多买好几份。为尊重,我都是原创的第一稿给傅女士编的这个版,在海外,并没有如同内地那样的微型小说刊物,不少港报倒闭后,我最喜欢的、个人比较满意的微型小说(小小说)都投给傅女士编的版面,不知不觉也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小小说有时还上了头条,编排得很大方美观。
我自己也很惊异,也许出于几十年的投稿习惯,从没在寄稿之后,打电话去询问我的文章登不登,什么时候注销;也许也是因为喜欢该报的原因,几次不登、或较久才登都不要紧,都不会影响我的情绪。每次发表,傅女士还寄来报纸,怕我没看到或买不到报纸,这样的好编辑,环顾报界,在我写稿几十年的岁月里就几乎没有。
有的人说报界人事也很复杂,一朝天子一朝臣,也许有时也很难避免,但敬业乐业的好编辑还是居多的,香港文学、星晚的刘以鬯,星岛的何女士,大公的傅女士都是认稿不认人的好编辑。傅女士虽然比我年轻,但在我写作路上,对我鼓励不小,她是很出色的园丁,不断为干枯的我浇水、加油,看我一株不服老的粗草渐渐粗壮,长得有点样子。
在我145种著作里,有着傅女士浸润的汗水。
一直到傅女士在工作岗位退下小休,她、我和瑞芬才相约了餐聚,首次相见了。大家都好开心。
怀念那流逝的岁月,感恩傅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