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仓兼写字楼搬迁，忙足大半年。想换买一间小的。不料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只好先租一间小一半的货仓。想处理旧货仓，一直是多年的心愿，因为大部分残书旧书二十几年就一直摆在那里浪费太多空间。
我们出版社创立于1991年，没有在行家竞争和文学电子化网络化的冲击下被淘汰，在侥幸中逃出生天，算是不幸中之大幸，说是一项奇迹也不为过。那个年代，有好几家出版社出了一两本畅销书后，就成了昙花一现般的匆匆过客消失无踪。
整理书橱，除了来自好几个管道的藏书外，还有大量我发表于报刊的文章剪贴报，大簿子小本子，少说也有一百多本，装满几大纸箱。这么多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是什么促使我七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写得那么多？往事虽然并不如烟，但真不堪回首。如果那时候生活稳定，我又何必写那么多专栏和连载小说呢？
人在重重压力下，爆发的力量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收集珍藏的那些大量旧报纸杂志，躺在书柜里，一躺就是十年二十年，很多当时发表那文章的具体情景背景，如果不是翻看那整张报纸杂志，我都全忘记了。其中看到那张发表评论刘以鬯《黑色里的白色 白色里的黑色》的文章标题好大，又是彩色，又是头条，心中万分感动。细看，版面执行编辑印上傅女士的名字，类似这样的整大张报纸我收集了不知多少！教我泛起了无数美好的回忆。
那时候，我喜欢投稿香港这《大》报的文学副刊周刊。九十年代，文汇、大公、新晚、星晚、星岛五家大报的文学副刊非常著名，风光、鼎盛一时，将香港的文学蓬勃推向一个顶峰。其中文汇的《文艺》、大公的《文学》、新晚的《星海》、星晚的《大会堂》每周一大版的文学周刊，我都是常客，发表无数短篇小说、散文和评论。在大部分文学周刊都式微后，《大公》的文学周刊依然保留，一枝独秀，成为依附于香港纸质报纸的最后一片净土。
约有九年光景，我在这家已经有超百年历史的报纸写稿，无论发表与否，热情未减。一是报纸的格调不低，从不流俗，不像一些为牟利而诲淫诲盗哗众取宠的商业报纸，庸俗不堪；二，每日都有一大版副刊，文化气息浓厚，不像港地不少报纸画地为牢，一块块豆腐干，刊些太个人的随意杂文文字；最喜欢的就是每周一次的、在星期日出版的大公文学周刊，版面编得很漂亮。有我作品发表，报社傅女士寄样报两份给我，有时我太喜欢，还跑到通宵店多买好几份。为尊重，我都是原创的第一稿给傅女士编的这个版，在海外，并没有如同内地那样的微型小说刊物，不少港报倒闭后，我最喜欢的、个人比较满意的微型小说（小小说）都投给傅女士编的版面，不知不觉也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小小说有时还上了头条，编排得很大方美观。
我自己也很惊异，也许出于几十年的投稿习惯，从没在寄稿之后，打电话去询问我的文章登不登，什么时候注销；也许也是因为喜欢该报的原因，几次不登、或较久才登都不要紧，都不会影响我的情绪。每次发表，傅女士还寄来报纸，怕我没看到或买不到报纸，这样的好编辑，环顾报界，在我写稿几十年的岁月里就几乎没有。
有的人说报界人事也很复杂，一朝天子一朝臣，也许有时也很难避免，但敬业乐业的好编辑还是居多的，香港文学、星晚的刘以鬯，星岛的何女士，大公的傅女士都是认稿不认人的好编辑。傅女士虽然比我年轻，但在我写作路上，对我鼓励不小，她是很出色的园丁，不断为干枯的我浇水、加油，看我一株不服老的粗草渐渐粗壮，长得有点样子。
在我145种著作里，有着傅女士浸润的汗水。
一直到傅女士在工作岗位退下小休，她、我和瑞芬才相约了餐聚，首次相见了。大家都好开心。
怀念那流逝的岁月，感恩傅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