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8年，我爸妈一家还住在离勿里达市5-6公里的karangtengah镇，有一天来了一群人，逼迫我门镇上几家华人离开家向东南方向转移，说是:荷兰兵（?）要来……那时我才不足四岁，弟弟两岁，家里还有爷爷奶奶，三伯父和比我大6岁的堂姐，还有刚来家里玩的14岁的三表姐。当时我还小，还不懂事也记不得那么多事，大人们说，我们被逼着离开家，随着许多华人家庭向东南徒步转移，从一镇迁往一镇，与更多的华人族群汇合。过了一镇又一镇，穿过了森林，越过了山区又被赶到沿海地区，辗转了八个多月。有时深更半夜也逼我们搬迁，难民群只好用竹筒点起火把，照明迁移，苦不堪言。爸看到爷爷奶奶快走不动，实在不忍心，只好雇当地人帮爷爷奶奶用”轿子”抬着走，穿过阴森森的森林，半夜加上被惊动的野生动物的嚎叫声，显得异常恐怖。在我脑海里尽留下那些恐怖的景象。
每次迁移都是十分突然，一声令下说搬就得走，表姐回忆说，有好多次她煮饭都还没煮熟，也只好盛到饭钵里带走，一到达目的地饭也变馊了，不能吃了，全家人又只得挨饿了…..幸亏村里人都对我们很友好，看到我们没粮食，就去地里挖番薯，烤给我们吃，给我们充饥。这份情谊让我们全家人感恩，难忘。再说我们百多人的难民群到了另一个村又住哪儿呢？热情的村民也让出了他们的地方，院子，茅屋，甚至牛棚边我们也住过……艰苦的环境，不足的粮食，卫生条件的恶劣，蚊子毒虫也不客气地向我们”侵袭”过来，害得我们身上也满是瘙痒抓破的伤疤，又没有药物，有的甚至会发炎化脓，身体发烧，一些识点草药的当地人就告诉我们摘几片路边的daun wedusan，搓几下盖在伤口上，以免给苍蝇叮到又带来更多的麻烦……总之，那八个月的路上，我们这些难民真是苦不堪言……但我们这些小孩不懂事，有时也还会挺开心的，摘路边的野果（ciplukan）边吃边跑跑跳跳，嘻嘻哈哈打闹着，特别当迁移到南海边，第一次看到大海时，年少的孩子们都欣喜若狂，跑到沙滩上快乐地打闹，拣贝壳……就连没见过大海的成人们，也兴奋起来，深深地呼吸着海边的新鲜空气，或许一时间也解开了心中的苦闷……
忘了是哪一年，应该是《千岛日报》创刊头几年吧，我看到了苏仁先生的一篇文章，就是讲述那段逃难的经历，恰是我和家人也经历过的苦难。苏先生比我大六，七岁吧，他还记得那么多，还把它详尽地记录下来，连续写了六篇文章：《1948年流血事件片段》，《1948年排华事件》，《童年动乱逃难的一幕》，《排华历史不可重演》，《六十年前华族的空前浩劫》，《终身难忘的事》。这些真实题材，后来都载入了2013年7月15日出版的《苏仁文集》成为很好的历史资料。
从文集里，我才了解这是与荷军发动的”第二次警卫行动”有关，荷兰殖民主义者不甘心失败，想扼杀新生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东爪哇许多地方挑起反华排华事件，酿成了严重罪恶的社会问题。当时，多处华人就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据伯父说：当时他，我爸还有十多个叔伯已被反绑双手，被持枪的军人准备带走，幸而遇到了一位当地还有名望的人搭救，担保，才幸免于难。真感恩在危难中还有富正义感的人搭救了我们。但我们还是被逼着当难民转移八九个月的时间。其中据苏仁兄说，在Sumbersih镇，我们还遇到两次一帮强盗的抢劫。我妈也讲述过：一天晚上，有一伙人，大声喊叫，冲开了门，只见蒙脸，持枪，大刀和点着火把的几个大汉粗暴进来，搜索难民身边的行李，抢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又是雪上加霜。路上每个家长仅能带去的盤缠已慢慢耗尽，再加上这一洗劫，吃饭都成了问题，好在困难中大家都互相帮助和支持。加上山区的人民基本上都很善良，同情我们，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份情真的忘不了。
不论是在哪个国家，只要有动乱的事件，受害者肯定是广大的无辜群众。所以世界上广大的人民群众应该都是热爱和平，热爱安宁和谐的生活，我们也希望印度尼西亚祖国国泰民安，人民生活安详，从此不再发生排华反华事件，愿富饶的印尼祖国日益强盛繁荣，人民安居乐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