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即使不涉足于文学圈的年青人,对巴金的大名也不会感到陌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长廊里,巴金是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也是最长寿的作家之一,享年一百零一岁(1904-2005)。当年,他的作品最受年轻人酷爱。记得,中国前总理朱鎔基曾说过:“ 我們是读巴金的书长大的”。可见巴金作品在当年影响力之大之广之深。原因是多方面的:巴金的文字浅白易懂,顺畅淋漓,读他的书,几乎不用查字典。他以饱蘸情愫的笔触描绘出那么多细腻动人的人物及情节,作品内容在扬溢着热情奔放的激情之中还包含着莫可名状的忧郁。这给冷落在十字街口徘徊而无可适从或在风雨飘摇中苦闷的年青人起了共鸣的作用。
巴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书香之家。这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他亲历封建家长制的种种丑恶,残暴行径,亲睹许多青年人在旧礼教的桎梏下挣扎,憔虑,呻吟。他写的长篇小说“家”,就是反映及曝露旧社会的陈规陋习,且多次搬上银幕。
1927年,巴金远赴法国留学,据他说,他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的公寓的五层楼上,有些阴黯,在寂寞与苦闷中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初试牛刀,他把初稿寄到上海的“小说月刊”,该刊物的主编是老作家叶圣陶先生,他很欣賞巴金的才华,很快就把它登出来了,这给了巴金很大的鼓励,也可说是巴金写作生涯起航的序幕。其实叶圣陶提拔了不少作家,丁玲的处女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是在叶圣陶的主持下登于“小说月刊”的。记得,五十年代我在玛中读初中时,第一次接触巴金的作品就是这部《灭亡》,很有感触,也因此开始燃起了我对文学的兴趣。
巴金早期是信奉无政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是巴古宁和包鲁特金,巴金的笔名就是由此而来……(犹如郭沬若,郭老的家乡有兩条河,一是沬河,另一是若河,其笔名也由此而来)。
巴金的作品,贵在真诚,美在潇洒。他写的东西有许多穿插着爱情故事,情趣盈然,但它仍然是属于纯文艺的性质,与坊間那种为了赚取蝇头小利而不惜把肉麻当有趣的言情小说不能相提並论。即使在现实的社会里,他自己的处世为人一直是洁身自好,不滥情,也无风流韵事的绯闻。女作家冰心与巴金是同辈人,也是与巴金很要好的文友,她曾语重心长地说:文藻(冰心的丈夫)和我都认为巴金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及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我們的朋友里有不少是文艺界人士,其中有些人都很风流,对于钦慕他们的女读者,常常表示了很隨便和不严肃的态度和行为。巴金就不这样,他对萧珊(巴金夫人)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我最可佩之一”。
抗战时期,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搬到大后方的云南昆明,合称为“西南联大”。这是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不仅偏远,又很落后,连铁路线也沒有。当年巴金的未婚妻萧珊仍在西南联大读书,有时巴金去看望她,要从香港经水路搭船绕道越南的海防,河内再经陆路去昆明。后来,他們就在战乱时期结婚,育有一子一女。
1952年,巴金又去了抗美援朝的最前线,与指战員一起在战壕里冒着枪林弹雨做实地採访,最使他们感到高兴的是:彭德怀将军还接见了他们。由前线回来之后,还写了不少战场上的英雄事蹟。
在风雨如晦的“文革”时期,像巴金这一类被视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被红卫兵百般的凌辱,谩骂,殴打,戴高帽游街示众…,这种种不人道的作为使巴金一直耿耿于怀。“四人帮”垮台之后,巴金前后花了八年时间,先后写了一百五十篇隨想录,登于香港《大公报》副刊的“大公园”。这“随想录”浸透巴金的血泪和痛苦,也洋溢着充沛的热情和希望。后来把它集成书,计有《隨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
“文革”期間给巴金打击最大的是他太太萧珊不幸患上了肠癌,在医院做了手术,五天之后就离开人间,这使巴金伤透了心。之后,巴金把萧珊的骨灰安放在他的臥室,并在写字台上搁着萧珊的相片,巴金始终沒有忘切他心爱的萧珊。
巴金晚年患上了“帕金森氏”症。(此病会使人的机体慢慢麻痺,以至死亡)。此刻,他写字很辛苦,越的字越来越小,越来越慢,一天只能写一兩百字。他在给冰心写的信中说:“我的情況比你想的糟一些……写字吃力,幸而我还能拿笔,还可以写我的隨想录。”
1982年,己八十高龄的巴老不慎跌断了左腿骨,在医院躺了8个月。那时,香港中文大学准备给他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希望他能亲赴香港。虽行动不便,但他终于由家人的陪同下来到香港。卜下飞机,他巳成为十分抢眼的重磅人物,电视台的摄像机,各报刊记者的长颈像机,都聚焦在他一人身上。在香港的18天里,几乎沒有一天闲着,他不仅要应付各大小报刊的採访,又要出席各方为他安排的座谈会……等等。场面都异常热鬧。巴金,读者滿天下,他也是最受读者爱戴的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