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民粹主义是把伊斯兰教徒放置于对付政府精英的政治。为了达到控制经济的目标，伊斯兰民粹主义转型成了获取政权的组织。两者都是以族群、种族和宗教的外衣包裹着。
在我国的伊斯兰民粹主义是由伊斯兰商贸联盟(SDI)发起的。这个联盟进行加强穆斯林商人的经济活动，主要是面对商场竞争对手的华商。当时，它认为伊斯兰教徒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掌权者边缘化。
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韦迪•R•哈迪兹Vedi R Hadiz说，最初的伊斯兰民粹主义是传统伊斯兰民粹主义或旧伊斯兰民粹主义。旧伊斯兰民粹主义或以经济阶层为基础的伊斯兰民粹主义，后来在旧秩序时期和新秩序时期延续下来。
在旧秩序时期，准确的是在1950年4月份，苏加诺总统出台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即堡垒纲领。它的目的是要扶持土著企业阶层。在1953年5月份和6月份，出现指责堡垒纲领是歧视性的言论，这造成威洛波内阁倒台。1955年9月份布哈努汀•哈拉哈内阁和苏米特罗财政部长评估堡垒纲领。以族群基础为条件的政策被以预先付款的严格条件政策所取代。1957年堡垒政策正式被撤销。
在旧秩序时期，1956年，在印尼全国经济会议上，企业家阿斯萨特（Assat），在现代派伊斯兰政党玛苏米支持下，提出了敦促扶持土著企业家的运动。阿斯萨特宣扬经济民族主义的排华情绪。
在新秩序时期，出现土著企业家、民主社会主义学术界、议会的民粹主义议员和穆斯林领袖，发动了反华人财团的民粹主义浪潮。在1972年苏哈托总统公布了政府计划收购华人企业股份的50%-60%和把股份赠送给土著企业家。这个计划不果进行，因为苏哈托认为华人企业家成功是因为拥有资本和足够的技能。接着，苏哈托总统颁布措施，要提供资本和技能给土著企业家，同时推动他们和华人企业家合作。
苏哈托总统支持的全印尼穆斯林学者联盟（ICMI），实行发挥穆斯林教众经济功能的民粹主义纲领。
苏哈托下台前，他指责“某些”企业家是造成经济危机的祸首，他说这个把戏不会获得上帝祝福的。伊斯兰教长理事会主席哈桑•巴斯利与苏哈托会晤后，呼吁政府采取步骤减少对财富拥有的差距，组建民间经济和推动土著企业。
伊斯兰民粹主义在经济上似乎失败。华人-非穆斯林企业家仍然在经济领域领先。经济问题很难用来动员群众，因为民众对我国经济状况还是相对满意的。
在改革时期，伊斯兰民粹主义转型到争取政权的途径，仍然以身份认同包裹着。哈迪兹教授称之为新伊斯兰民粹主义。
在2014年和2019年总统大选，伯拉波沃与伊斯兰群体结盟。在2014年总统大选，伯拉波沃以身份认同为武器攻击其竞选对手佐科维，说佐科维不是穆斯林，是新加坡华裔。在2019年总统大选，伯拉波沃被称为主要的总统候选人。伯拉波沃把佐科维定位在伊斯兰教徒要对付的政治精英。
但是，伯拉波沃作为伊斯兰教士推选的总统候选人，选出了企业家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反而不是伊斯兰教士推选的佐科维，恰恰选择伊斯兰教长当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宗教民粹主义使政治舞台颠三倒四。
在2017年雅加达地方首长选举，伊斯兰政治民粹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多层次的维护伊斯兰行动，伊斯兰社群以阿学（钟万学）亵渎伊斯兰教，反对基督教徒和华人身份的阿学重新当选雅加达省长。
当阿尼斯•巴斯威丹在雅加达省长就职仪式演讲时，声称土著已经重新控制和掌握雅加达政权，伊斯兰民粹主义已经赤裸裸的表露无遗。伊斯兰社群和阿尼斯把阿学定位为伊斯兰教徒必须面对的政府精英。
由于把族群和宗教身份认同作为武器，旧伊斯兰民粹主义和新伊斯兰民粹主义都是宣扬歧视的流派。歧视政策是民主的反面。宗教民粹主义再次使政治舞台颠三倒四。这就是为什么宗教部长雅谷•科利尔说，我们不要伊斯兰民粹主义返回到我们的国家。
媒体集团编辑部Usman Kansong撰文，一方译
《印尼媒体报》2021年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