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化视野
疫情无国界,在越界跨国的疫情书写方面,印华作家的诗歌与散文皆有较多展现。在诗歌方面,邓善珊的《最美逆行者》是向坚守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情真意切的讴歌与致敬。北雁的《群狗泡制下的风景》则披露了国际政客扰乱视听的不负责任“狂吠”,他们“推诿甩锅的唾余弥漫暗斗的白屋”,但却无视因抗疫乏力所造成的满街“棺木”。于而凡的《生命的回响》在中西话语的交杂中凸显瘟疫与生命均无国界,“自从大禹凯旋回来/灾厄反复把大地摧残/疫劫始终埋伏在/名流鸡尾酒中的庆欢/诺亚方舟也无力/逃离地球村去异星流亡”。诗人先抑后扬,从“瘟神”的暗影中唤起普罗米修斯与移山治水的后代们的希望。叶竹的疫情诗则具有一定的反思精神,从鼠疫、西班牙流感、炭疽病、非典到新冠肺炎,既有抗击病毒的必胜信心,也关涉人与自然的生态环保警示。
在散文作品中,印华作家不乏全球视域与“生命共同体”意识。正如袁霓的《无硝烟的大战役》所示,她将新冠疫情视为全世界的大战役,“日月同天,不管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采取什么步骤,什么条例,都与我们相连,只因我们是生命共同体。”具体而言,有的作家身在印尼却心系他地,妍瑾的《花儿也哭了》写到武汉与香港疫情;苏歌的《在抗疫的日子里》从网络关注新马“封堤”与武汉“解封”。有离散在外的印尼人的心路与视角,阿理的《居家的日子》是人在澳洲,心挂印尼老家,居家阅读成为心情调适剂;黄月嫦的《狮城抗疫记》写到新加坡的抗疫状况,由于外劳感染攀升而致野草丛生,“移居此地近四十年,拜患冠病送医治疗或被隔离的外劳所赐,这是幅从未见到过,具野性且不修边幅的新加坡。”由此反衬出外劳群体对新加坡“花园城市”的默默贡献。有的以史为鉴,于而凡的《封城之后》《威尼斯的疫和欲》重温卡缪的《瘟疫》、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实则是对待疫情的历史追溯与借镜反视。此外,卜汝亮的《我是新冠病毒》视角比较独特,他以拟人手法借新冠病毒之口揭露人类的弊病,“我突然醒悟到,除了我们,原来还有反人道的病毒,正在同时侵扰人类。在这次疫情中,这病毒正在毁灭人道和撕裂人类,侵蚀团结协作的价值观。”毋庸置疑,人类的愚昧,领袖的误导,政客的劣行,这些都让病毒有机可乘。
在小说方面,对中国(尤其是武汉)的疫情书写较多。侯斐珍的《忠孝》写到武汉医护逆行者的奉献精神;于而凡的《外客》则另辟蹊径,不同于大多数作家专注于中国对印尼及其他国家的支援,反而挖掘印尼侨民在中国的大义援手,“我”选择留在封城的武汉与市民共命,“在苦难面前,我无法当外客”更体现了无国界的关爱精神。此外,东瑞的《你好吗,路丝雅?》抒写香港的老黄夫妇与意大利医生路丝雅的跨国友情,他对中国与意大利的疫情同等关切。
三、离散者言说
在世界华文文坛,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作家往往在居住国扮演重要角色,堪称丰富本土(所在地)文学的一股新势力。就印华文坛而言,新移民作家群体仍有待成长,而以莲心、望西等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正崭露头角。这里所谓的“新移民”是就广义而言,包括旅居、定居或入籍印尼的中国人。
莲心的《记忆庚子年雅加达战“疫”》系列诗篇中,《零防护》揭示疫情防控的疏忽滞后;《放长假》抒发了民众的焦虑与期盼;在本土情怀之外,《回乡难》则展露了新移民的离散心境,“母亲的翘盼,视频里相闻不相近/思与愁腼腆地挑在嘴角/想起,国门犹堵出入犹禁/无形的网无期的牢/唯病毒可自由通行//这实在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护照捏在手里/翻开~合住~放下/回乡,抽屉里一个肥的梦”。在小说《他乡遇暖》中,作者写到中国人在印尼的跨国情谊,中企高管在疫情期间自发捐助友族同胞,友族在开斋节也热情回赠美食。
望西以新诗见长,他的《火焰之下 落日之歌——献给疫情下遍布全球的苦难同胞》是一首“大爱”之歌,抒情主人公“我”在沙特、埃及、巴基斯坦、新加坡、南洋千岛的场域转换中融入对“全球苦难同胞”的共情关怀。“我将最后的时光放入手掌/缓缓送到父亲面前/回家的门关上了/而我们依旧在流浪//我用微弱的良知撬开夜之门/走出来吧 离开那扭曲的火焰/最温柔的时候就是/不再为了生活的道路而哭泣”,在疫情防控的交通阻隔下,从“我”到“我们”的流浪,新移民的个体与群体皆归途漫漫,但有了良知的微光与创业的坚韧,终能走出困境。在散文《我们为何留守印尼?》《困守巴厘岛》中,望西则落力表现留守中国人在印尼的团结互助与慈善付出;《救援团笔记》算是难得的华人团体抗疫史料,既客观记述印尼疫情状况,又主动组建“印尼新冠救援团”携手华社捐赠物资,作者的“取之有道”“施之有情”的本土情怀尤为凸显。
在印尼,有为数可观的中国教师从事华文教学,有国家汉办外派的志愿者教师,也有私人性质的教育工作者。他们不仅肩负提升学生华文水平的使命,有些还是文学爱好者或写作者。其中,叶明的《我怎样在印尼度疫情》谈到新移民的新契机,“我们这一代新移民,真的要感谢这个好时代,我们赶上了中国的大国运。比起老一代的华人,我们顺利多了。……中国在抗击疫情中取得的成就,也给我们生活在印尼的华人华侨极大的民族自信心。”张卉的《盛世蝼蚁——一名中国教师的心境》则讲述新移民乃至华人群体在世界各国的勤奋努力,“我们这个群体,真的有着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团结,我们的居安思危,我们的未雨绸缪,都让我们有着应对风险的基本保障。”同样,在异国他乡的抗疫中,“我们”也体现出同胞关爱与协力坚持。另外,丁剑的《严重不必太沉重》写到中国同胞在印尼防疫的彼此关照与团结,还分享“古中医太极音乐疗法”的体验与中医抗疫经验。
余论
对于疫情时期的文学创作,曾军讲到,“我们不能用常态的、稳定的、标准的‘文学’观念来要求处于非常状态、不稳定的、非典型的‘疫情时期的文学’。(《‘疫情时期的文学问题’漫谈》,《文艺论坛》2020年第7期)”由此而论,印华作家的抗疫创作同样表现出“非常态”的应时之需。当然,“应时之作”并不代表草率急就、肤浅跟风,将情感体悟、艺术追求与审美理念相结合的篇章才更具持久魅力。从印华抗疫选集的内容来看,印华作家的本土担当淋漓尽显,从自我到他人,从个体到群体,从华族到友族,从家庭到社会,从民间到政府,可谓是多元涵涉。从作家阵容来看,除了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之外,有印尼成长或旅居经历的离散者以及或暂居或定居的新移民都值得重视。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群体,通过华文教学培育本土文学爱好者或文坛新人,在文学、文艺、文化推动的同时,也要兼顾自身的文学创作,这将是全球化时代国别华文文学不容忽视的潜力军。从抗疫书写的艺术性而论,印华作家如何从现象表面挖掘新颖深刻议题,如何经营雕琢语言进而形塑自我风格,如何运用叙事技巧增强感染力,这些都将左右作品的传播面与影响力。(续完)
(慕华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