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伟大的伊斯兰思想家伊伯努•卡尔顿（Ibnu Khaldun，1332-1406）在其著作Muqaddimah一书中，记录了贪污是一代人道德堕落的表现。
B Herry Priyono在其著的《貪污：寻找真意，聆听意义》一书写道，卡尔顿说，所有“王权”是建立在权力、群体的感受以及金钱的基础。从一开始权力确实与金钱挂钩。从过去就已经存在贪污。
在我国，贪污案件，仿佛是为了个人或群体的利益，对权力的滥用，从我国独立前至到今天，就已出现。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印尼民族对贪污是放任不管的。如果往后看，印尼民族肃清贪污的努力，是由来已久的。中爪哇地区的加林卡（Kalingga）王朝希玛皇后（674-732），严处当时违反道德准则的男儿，是当权者的模范。
我国肃贪成绩确实是时起时落，还没有完全出现稳定的趋势。印尼国际透视组织记录，2019年印尼贪污感知指数是40分，比2018年的38分有所提高。我国在180个受调查的国家，排名从第89位提升到第85位。
从2019年12月到2020年7月肃贪委已经进行了三次贪污案的现场人赃并获的逮捕行动（OTT）。然而《罗盘报》的民调指出，56.9%的受访者对肃贪委防贪和肃贪的业绩不满意。由是，肃贪委必须进行整顿。在2017年5月份《罗盘报》进行的民意调查，有82.8%的受访者认为肃贪委业绩良好（《罗盘报》6月23日报道）。
当涉转让峇厘银行债权案罪犯佐哥•詹特拉，自2009年逃亡，肆无忌惮的出入我国，我国的肃贪状况越来越暗淡。除了佐哥，不少于39名贪污案逃犯，还没有追捕归案。印尼国家银行盗窃案逃犯Maria Pauline Lumowa，逃亡17年后被缉拿归案遣返回国后，并没有消除人们对我国肃贪前景的忧虑。
近来政府再谈论成立追捕贪污犯小组。尤多约诺总统曾经成立由副最高检察长领导的小组，1967年苏哈托总统也曾经成立由最高检察长领导的追捕贪污犯小组。其实追捕贪污犯的努力并没有停止过，包括2002年成立肃贪委。
除了肃贪委，检察署和国家警察都有权力追捕贪污犯。问题不是什么机构，而是机构间和肃贪人员的协调和认真。我们需要的不是玩忽职守，以及把个人和群体利益置于首位的官员。
没有执法官员的肃贪承诺和认真执法，重新成立追捕小组将是徒劳无功的。甚至会出现机构之间在现场的冲突。除非，由总统直接领导，就像勇敢、坚定和公正的古代希玛皇后那样。
《罗盘报》2020/7/14社论，一方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