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从年青住在徐埠，开一间哇弄店（meracang）来维持家庭生活。这生意是母亲一生的创业，父亲是什么都不管的好命人。母亲个性和善、脾气很好，她从来没骂过人，凡事能忍耐，这是她的优点。几个孩子还未成年，生意很冷淡，她只好做很多家庭副业，做上海豆，简单做法：先在盆子里用茨粉（tepung kanji）加茨粉干（tepung gaplek）做浆糊，然后把花生放进去，取出后放在有茨粉干的有洞竹筛，筛成圆形，重复开始三、四次，然后放进大锅炸。每个人能做炸好的上海豆一麻袋，母亲同时也做牛肉丸和其他副业。她是刻苦耐劳的妇女，生活虽苦也从不怨天尤人，嫁给不爱分工合作的男人，说自己命苦。
屋主要收回满期的租屋，只好搬到一条小街，却大大改变母亲的命运，生意变好，孩子也长大了，母亲听到在哪里有房子要出售，她就买下来，一共买了五间房子。孩子长大了，一人住一间，她平日和最小的弟弟帮忙做生意。
四弟个性善良，勤劳工作，他喜欢当司机，母亲也没反对，夜里开车寄货到椰城是常事。有一天，用卡车载货到椰城的半路上，被拦路贼抢劫，把车上的好几篮 “恩饼” （blinjo） 拿走，损失不小。
从此以后，他不再干这一行，在家帮母亲做生意，母亲很高兴，有两兄弟做生意，减轻了母亲的思想负担。母亲平日专卖黄豆和其他生活用品，黄豆是专卖给做豆饼（tempe）的主客，生意不错，欠账的人也很多。四弟回来做生意，把零碎生意少做些，专卖黄豆，生意红红火火，时常看到满载黄豆的卡车寄货，仓库也租了好几间。
母亲劝弟弟不必向银行贷款，但他把老家的屋字也当给银行，他听信朋友的劝说，做生意不向银行贷款，生意做不大。但他没精打细算，母亲告诉他，买卖黄豆赚的钱很微薄，赚来的钱不够付利息，因为主客很少用现款买黄豆。但主客一买五十公斤，多数今天拿货，隔天才付钱，隔天拿后天付，不然就没生意做。
1998年金融危机时，美元大涨价，从两千盾涨到1万五千盾，市场上货物价格不稳定，今天买的黄豆价格与下回买的不同。涨价了，买黄豆的主客很不甘愿，他们说是华人搞乱经济，一些坏蛋的主客勾结无赖汉，还带了一位军支分区（Koramil）的军人，下午来的时候，一大群人到母亲的商店，有的带石头、木头、汽油桶捣乱，有的不是主客也乘机抢掠。有的已进到店里，把东西扔给朋友，还拳打脚踢我弟弟，他们已勾结以上的军人，告诉我弟弟最好是谈判，这样的情况我们很难控制，怕他们放火烧你们的店，损失会更大，他说买黄豆的主客，不愿意涨价，要半价卖给他们，他们就愿意退回去。
弟弟看到这么多人捣乱，无奈何，只好愿意在已经备好写上以半价拍买黄豆的字条签字。隔天一早，就有人要买便宜的黄豆，有的不是主客也来买，把三个仓库存的黄豆全都卖光了。其实这些黄豆有的向泗水的黄豆商欠账。看到这情况就像无政府主义，没法律一样乱喊价。当时刚好吉里安（Krian）一个黄豆商，请求我弟弟先寄三辆卡车的黄豆给他，限期几天还清，到期了去吉里安收账，没想到商店关着，不知人逃到哪里？原来熟人也变成骗子。
弟弟曾向银行贷款，买了两间房子，还有地皮，他买下住宅区的房子，想到日后会涨价，但遇到这不幸的遭遇，只好把房子、地皮减价卖掉也不够还债。弟弟想赚钱的梦，变成一场空，每天喝酒消愁，搞得头昏脑胀。
有一天，他骑摩托车到乡下收账，那些主客故意请他喝酒，酒醉了回家的路上撞了一棵大树，弄得头破血流，母亲看到心里万分悲痛。
当时在美国打工的弟妇放下两个还在念书的孩子，她听到了这不幸的消息，叫弟弟也去美国打工，避免多事，账也没钱还。弟妇在美国打工五年就回来了。留下弟弟去美国打工，已十八载了，十八年来曾回来三次，第一次回来是女儿结婚，已见不到母亲了；第二次回来是男儿结婚；第三次回来看孙女出生。他现在已经66岁，满头白发，因皮肤过敏不能染发，也已拿到美国的身份证。四弟的一生经历了很多挫折、困难，实在可怜。他在那里孤独伶仃，每日坐地铁上班，晚上也坐地铁回宿舍。盼望他能早日归来，回到自己温暖的家庭。
202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