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的肆虐已经把人们折腾得几乎“疯”了，大家都渴望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进入六月，虽然已传出恢复营业或经济运作的迹象和趋势，但疫情依然严峻，各方对此还持不同见解。所以近日雅京当局推出了过渡期的举措，比如先开放超市、餐馆等一些场合，使人们去适应所谓的新常态化，说白了就是要大家准备与病毒共存吧！
但是诸如笔者这般抵抗力薄弱的老人群体，又如何去因应新常态化，更遑论要与病毒为伍了！想想还是乖乖自我留在家中来得安心，并藉此多找些书来看，有言书是良师益友，让书去充实自己的生活，也使日子过得快些。
最近看完辛镛的小说《海邦剩香》后，翻出又一部陈德贤先生著《渔村风雨》来读，原来也是小说，好极了，显然是疫情期间，受困家中闲空时欣赏的好读物。
小说《渔村风雨》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逃难南下之华人经历，并介绍当时我国甚至东南亚名闻遐迩之渔村即峇眼亚比Bagan Siapi api之风土人情及渔民之生活状况，有血有泪有爱，儿女情长，情节紧扣心弦。这是笔者在数十年前阅读了黄东平的《头家与苦力》之小说后，迄今读到的第二部国内作家写的长篇小说。
阅读《渔村风雨》这部书，由于笔者亦对峇眼这小城略有所知，在中学地理课念过，所以觉得很亲切，文集不仅文笔通畅流利，同时在日寇南进的历史背景下，情节安排得很紧凑精彩，尤其书中描写华族与友族之矛盾、纠结等，更是扣人心弦。
陈德贤祖籍福建永春县东官桥尾乡，1939年生于印尼廖省峇眼亚比，小学就读于当地中华公学，初中毕业于棉兰南安中学，此时正逢政府新条例颁布，印尼籍学生不得就读于华校，从此弃学从商，成为一个出色商人。
上世纪90年代华文解禁后，开始用洛民、黄白青笔名投稿于当地华文报纸，奠下一定的知名度。陈德贤具有相当的学养，谦虚不自大，为人随和，与人相处，具有认同的高深见解。《渔村风雨》是他以写小说方式记述一些峇眼渔村的口述史话，其是部对了解峇眼不错的读物。
以下是陈德贤前辈《渔村风雨》的自序：读书时，并不喜欢文科，读小说只看故事情节，从不注意遣词造句，文章结构，修辞应用，更没有想到要写些东西。离开学校不久，就逢华文被禁锢了三十多年，学校所学到的一点华文，长期得不到营养，枯萎凋谢，丢三落四，所剩无几。
华文解禁后，华文报也相继出版，华文引来春暖花开时节，但这时已是花甲之年。
商余之时，总想找些东西来充实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点一盏心灯，不至于生活安定了，就养成一些不良的习惯，这才开始习写一些小文短章作为消闲自娱，而后用洛民、黄白青为笔名，写些东西投稿，承报馆编辑厚爱，文章相继见报，这给我很大的鼓励；又承业者指导，写文章就得多读，多听，多写，虽是如此，毕竟半路出家，底子浅，起步慢，年老学拳头，最多也就是哪三招两式。因此这本小说，错误在所难免。
渔村故事很多，但都是些口述史话，纵然有些文献，但都叙说一些大概，是真是假，又无从考证，远的不说，就说近百年的一些事情，都没有详细的记载，而这些当事人，都已相继离世，已无法再了解事件的真像和细节，与其让它随着时间慢慢遗忘，不如把这些事件作为背景写成小说，哪就能比较自由的发挥，并希望能当作故事留了下来，这个念想，反反复复开始酝酿，并经常和朋友讲起，朋友都多方面建议指导，打气催促，无形成为我对他们的一种亏欠，逼着自己就这样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几次都想放弃，一至到近一两年来，几个关心的友人相继都已离去，才发现时间不留人，如再这样不当一回事，怕完成不了，不就成了夸夸其谈之辈，愧对友人，就此逼着自己定时定量不敢松懈，终于有个结尾，完成这本小说。
纵然这本书不怎么样，然而总算完了心结。至于这本书的可读性如何，那就得让读者评价，只要能勉强撮合，其愿已足矣。
再次的重申，这是一本小说，个中的人物、情节都是笔者虚构出来，千万不要当作历史阅读，尤其是渔村的乡亲，不然争执就大了。（慕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