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相差40岁。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没有去公园的玩耍,也没有去海边的散步,只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外面下着雪,窗户的玻璃上都是冰,父亲扶着我和弟弟站在窗边,我们站在窗台上用手刮玻璃上的冰,父亲用手扶着我们似乎在想着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在构思某篇论文或者科普著作。
从20世纪70年代后,记忆中的父亲写作时从不用写字台,而是坐在沙发上,用一个硬纸夹,上面放上稿纸写作。生物图是他自己趴在桌上,摘了眼镜,一点一点画的。有时候问他一句话,要说几遍他才听见,可见他是多么专心致志。生活上他从不挑剔,给什么吃什么。记得70年代末期有一天晚饭时间,我煮了面条,一人盛了一碗,另外还有一大碗的菜码,父亲先过去吃饭,其他人还没有回来。他几分钟就吃完了,等我过去吃饭时,怎么也找不到那碗菜码,只看见那几碗面条,我问他晚上吃的什么,他告诉我吃的是面条……弄得我哭笑不得。大概在吃饭时他也在想着他的工作,以至吃的什么都不知道。
他平常在家总是沉默寡言,和我说的话就是想吃肉了,能否给他买点熟肉。或者他的毛衣破了,他来北京开人代会的时候买了毛线,让我给他织毛衣。有一次他问我他的毛裤破了,能否拆了重新织一条。我拿起来一看,从大腿破到小腿,毛线变成一段一段的,根本无法重新织了。
他业余时间最大的乐趣是和我弟弟下象棋,一般是在晚饭前后,开始是他赢,后几年是我弟弟赢。70年代末我小弟弟自己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记得有一个周末下午,电视台播英文版的《简爱》,我和父亲一起看,电视里正好说道:I have been loved。他告诉我他听懂这句话,我告诉他,这句我也听懂了,他高兴得哈哈大笑。
父亲是一个不善表露感情的人。我每次离开家的时候一般都是他在写作的时候。临走时我过去打招呼,他连头都不抬,只问一句带了APC没有。但是在我去北京结婚的时候,那天他破天荒地一直送我到院子门口,满脸通红,很激动,似乎要哭了。这是我看到他真正动感情的一次。
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对我的印象很深。同样父亲的背影对我的印象也很深。那是“文革”初期的一个8月初,吃过午饭我去海水浴场游泳,回来时大概2点半,快到家门口的时候,看到父亲戴着草帽,匆匆从院子里出来,赶去学校的操场拔草。望着父亲的背影,我觉得非常难过,也突然觉得父亲真的老了。后来他去了文登乡下“劳动改造”几个月,我记得他回来的时候正好是临近春节,天气很冷,他穿着短大衣,斜背着一个帆布包,一进门看到桌子上有一个苹果,竟然来不及洗手,抓起来,眼睛放着光,狼吞虎咽,一会儿就吃完了。后来我去插队了……听当时和他一起去太平角出海的同事说,那时他带的午饭,就是生的小米加白菜叶子,中午在那里煮熟了吃。有一次人家看到他的午饭竟然带了米饭和鸡蛋角,就知道一定是女儿回来了。
后来我结婚,生了孩子。他只要一有空就会去抱孩子。记得我女儿11个月时,有一次发烧,孩子也不闹,一直安静地躺着,他竟然放下手里的事情,一直抱着我女儿。我说孩子不哭,让她躺着;他说孩子在发烧要抱着……
他每年来北京开人大会的时候,我们去看他,总觉得他精神很好,身体也很好。1984年11月他从美国讲学回来,路过北京,看到他精神很差,起先我还以为是时差的关系,后来才知道他不舒服已经有半年多了,直到1985年3月才和我当医生的弟弟说他腰痛,肚子痛,那时已经是胰腺癌晚期了。
值得欣慰的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在美国见到了我小弟弟。回国时,转道新加坡一个星期,故地重游,见到了过去在新加坡的老友和学生,访问了曾经工作过的新加坡华侨中学。回来时还在香港大学做短暂学术交流,我想那个时候他一定很快乐。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方宗熙诞辰100周年。
方菁
(作者为方宗熙先生的女儿)
中国海洋大学校报电子版 – 第1757期(2012年6月1日)- 第02版: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