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相差40岁。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没有去公园的玩耍，也没有去海边的散步，只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外面下着雪，窗户的玻璃上都是冰，父亲扶着我和弟弟站在窗边，我们站在窗台上用手刮玻璃上的冰，父亲用手扶着我们似乎在想着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在构思某篇论文或者科普著作。
从20世纪70年代后，记忆中的父亲写作时从不用写字台，而是坐在沙发上，用一个硬纸夹，上面放上稿纸写作。生物图是他自己趴在桌上，摘了眼镜，一点一点画的。有时候问他一句话，要说几遍他才听见，可见他是多么专心致志。生活上他从不挑剔，给什么吃什么。记得70年代末期有一天晚饭时间，我煮了面条，一人盛了一碗，另外还有一大碗的菜码，父亲先过去吃饭，其他人还没有回来。他几分钟就吃完了，等我过去吃饭时，怎么也找不到那碗菜码，只看见那几碗面条，我问他晚上吃的什么，他告诉我吃的是面条……弄得我哭笑不得。大概在吃饭时他也在想着他的工作，以至吃的什么都不知道。
他平常在家总是沉默寡言，和我说的话就是想吃肉了，能否给他买点熟肉。或者他的毛衣破了，他来北京开人代会的时候买了毛线，让我给他织毛衣。有一次他问我他的毛裤破了，能否拆了重新织一条。我拿起来一看，从大腿破到小腿，毛线变成一段一段的，根本无法重新织了。
他业余时间最大的乐趣是和我弟弟下象棋，一般是在晚饭前后，开始是他赢，后几年是我弟弟赢。70年代末我小弟弟自己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记得有一个周末下午，电视台播英文版的《简爱》，我和父亲一起看，电视里正好说道：I have been loved。他告诉我他听懂这句话，我告诉他，这句我也听懂了，他高兴得哈哈大笑。
父亲是一个不善表露感情的人。我每次离开家的时候一般都是他在写作的时候。临走时我过去打招呼，他连头都不抬，只问一句带了APC没有。但是在我去北京结婚的时候，那天他破天荒地一直送我到院子门口，满脸通红，很激动，似乎要哭了。这是我看到他真正动感情的一次。
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对我的印象很深。同样父亲的背影对我的印象也很深。那是“文革”初期的一个8月初，吃过午饭我去海水浴场游泳，回来时大概2点半，快到家门口的时候，看到父亲戴着草帽，匆匆从院子里出来，赶去学校的操场拔草。望着父亲的背影，我觉得非常难过，也突然觉得父亲真的老了。后来他去了文登乡下“劳动改造”几个月，我记得他回来的时候正好是临近春节，天气很冷，他穿着短大衣，斜背着一个帆布包，一进门看到桌子上有一个苹果，竟然来不及洗手，抓起来，眼睛放着光，狼吞虎咽，一会儿就吃完了。后来我去插队了……听当时和他一起去太平角出海的同事说，那时他带的午饭，就是生的小米加白菜叶子，中午在那里煮熟了吃。有一次人家看到他的午饭竟然带了米饭和鸡蛋角，就知道一定是女儿回来了。
后来我结婚，生了孩子。他只要一有空就会去抱孩子。记得我女儿11个月时，有一次发烧，孩子也不闹，一直安静地躺着，他竟然放下手里的事情，一直抱着我女儿。我说孩子不哭，让她躺着；他说孩子在发烧要抱着……
他每年来北京开人大会的时候，我们去看他，总觉得他精神很好，身体也很好。1984年11月他从美国讲学回来，路过北京，看到他精神很差，起先我还以为是时差的关系，后来才知道他不舒服已经有半年多了，直到1985年3月才和我当医生的弟弟说他腰痛，肚子痛，那时已经是胰腺癌晚期了。
值得欣慰的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在美国见到了我小弟弟。回国时，转道新加坡一个星期，故地重游，见到了过去在新加坡的老友和学生，访问了曾经工作过的新加坡华侨中学。回来时还在香港大学做短暂学术交流，我想那个时候他一定很快乐。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方宗熙诞辰100周年。
方菁
（作者为方宗熙先生的女儿）
中国海洋大学校报电子版 – 第1757期（2012年6月1日）- 第02版：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