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用来克服瘟疫。一个国家实行的模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国家。所以,我们看中国实行封城措施以后成功地复苏,而南韩没有进行封闭区域,却成功地降低病毒的传播。4月19日,南韩只有出现8宗病例。他们成功的关键是进行大规模的检疫行动。
我国没有选择以上两种防控方式,实际上也没出现什么问题。我国拥有不同资源和社会文化,使政府能够实施不同的模式,即大规模社会限制。
自大规模社会限制实行以来,确实遭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因为被认为与原来公布的“留在家中”建议没有什么不同。大规模社会限制不能切断人们从一处到另一处的流动,正如隔离措施那样。虽然如此,大规模社会限制的实施需要对违规者处罚才能以儆效尤。
根据2018年第6号关于健康隔离法令第93条,违反大规模社会限制者能够被判刑一年监禁或者罚款1亿盾。然而,可惜的是,这个法令却被制定措施的相关单位搞成软弱无力。
政府部门之间实行法令的不协调,造成克服新冠病毒的障碍。卫生部和交通部之前对摩托车通行的规定是大相径庭,工业部发出的特别准证允许不在大规模社会限制范围(例外)的工厂照常运行。
部长实行的措施不一致,造成街道仍然有公共车辆熙攘往来。所以,当出现市民在电动列车拥挤和摩托车载人现象,确实不能错怪那些市民。他们只是员工上班满足企业要求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却是当局允许的。
我们非常赞成佐科维总统要求立即重新评估大规模社会限制规定。总统当然领悟到若将实行大规模社会限制规定与新冠病毒病例不断攀升作比较,是显得多么没有效率。由是,总统应当清楚看到问题的根源。
如果总统要继续完善对病毒流行的克服办法,第一个评估的首先是对他的助手们的工作。这项评估应该尽快进行,因为延长已经没有效率的大规模社会限制规定,只会带来人们的失望。久而久之,将出现广泛不遵守这个限制规定的现象,这恰恰会带来真正的灾难。
不只是大规模社会限制规定,总统必须立即提供聚合酶链反应器(PCR) 或准备49个化验室进行聚合酶链反应。直到上周,从需要总数的78个化验室,只准备了29个化验室。这与拥有43个聚合酶链反应化验室的马来西亚比较,我们还相距甚远。
由是,将我国列入进行聚合酶链反应检验最低的国家之一,是不奇怪的。直到上周,每100万人只有52人接受聚合酶链反应的检测。
其实,如果不要实行严格的封城措施,加大检测力度是成功战胜新冠病毒的关键。因为聚合酶链反应检验犹如使我们能够发现和对付越来越传广的瘟疫网。
《印尼媒体报》2020/4/21社论,一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