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不是一位教主？孔教是否可为国教？对这问题，康粱保皇党与革命派章太炎见解绝对相反。保皇党认孔子创教立法，以治万世，经过战国魏文侯师事子夏，秦始皇用李斯为丞相。汉武帝用董仲舒建议表章（子方注：商务印书馆《古代汉语词典》第2版，1896页，“章”释义8：显著，明显；后作“彰”）六艺，罢黜百家，孔教得国力支持，根基遂定。“天下无不教而治之民，无无教而立之国”，“国受范于教，肉食听命于匹夫”，要这样，国家才可自立。中国风气已坏，应该成立保教公会，研究孔教经义，并请求各科实学（见梁启超复友人论保教书）。康梁派有—套治国平天下的所谓大同理想，希望用孔教作旗帜，控制中国政教，自己处在领导的地位。武昌起义，民国成立，康有为的保皇计划已告幻灭，却仍然坚持以孔教为国教。章太炎乃发表“驳建立孔教议”，引经据史，说“宗教至鄙”，中国从古以来，没有国教。尚书说：“舜敷五教”，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常之教，不是宗教。易经所谓“神道设教”，说的是仪表，号曰设教，其实是不教。孔子不语神怪，“未能事鬼”；战国学者皆辨析名理，察于人文，与宗教精神完全相反。董仲舒拾方士之言，附会孔子，正如张道陵附会老聃，毫无价值。在战国时代，孔子学派与其他诸子地位相等，汉以后祭孔，不过香草香花，到唐李林甫才用牲牢（牛），尊孔子有如天帝。因此，曾被刘禹錫讥为不学无术。但祭孔只是学官的事，与平民无关。学校尊孔，有如木匠奉鲁班，裁縫匠奉轩辕，衙门胥吏奉萧何，各尊其师，表示不忘本，不是当作神灵来祈祷的。假如把孔子作教主，那么，鲁班、轩辕、萧何等等都是教主了。这样的尊孔，等于侮辱孔子。章太炎还郑重地说：中国“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死守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之所以为达。”中国没有国教，正是人民知识容易开通的长处。
相形之下，章太炎的见解当然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不过他说的仍然不够全面。在文化初启时代，中国民族也有宗教，中国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把自己的祖宗和天神上帝混合在一起。殷商时代所谓帝（上帝）就是君主的始祖。周代的“禘（[dì]”古代帝王、诸侯举行各种大祭的总名），是以君主的始祖与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于始祖之庙的祭典，这个祭典是孔子所极重视的。依照这个解释，上帝仍然是老祖宗。君主时代，一般“忠臣”所谓“祖宗大法”，就是开国君主所定的制度，就是把君主的祖宗当作国家的祖宗（这所谓国家就是“王朝”）。但要一般被统治的人民都把帝王的祖宗看作自己的祖宗是不可能的，所以需要天神地祗或其他杰出人物作一般人的共同信仰对象。西汉以后，一代比一代更加隆重地尊奉孔子，原因就在这里。由于“尊祖”观念的扩展，没有亲属子孙的佛教主也被称为“佛祖”，还有“禅宗五祖”，“少林寺五祖”。佛教以外，其他许多技工创始人被称为“祖师”。孔子被称为“先师”，意义也是“祖师”。社会有阶级，神鬼“祖宗”便都有阶级。孔子一派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代言人。他的说教有利于统治阶级，却不见得有利于工农大众。因此，历代农民革命领袖都没有用孔子的教条来号召群众。太平天国与北方捻军更加明白的仇视孔子。
海外华侨原都是生活所迫离开祖国的，一般成分是农民、工人、小市民。经过许多险阻，受了许多侮辱（如作猪仔），在海外谋生活，需要团结互助，而为知识所限，又不能实行大团结。于是有帮派，有姓氏组织，有“堂斗”，有“帮斗”。（子方注：查了资料，确实是“堂鬥（斗）”，“帮鬥”，不是“門（门）”）姓氏组织利用敬祖心理作团结工具；洪门三合会一类组织，就用关公作偶像，重视“义气”，团结会友。那时—般侨胞所能了解，实行的，就是敬祖义气等等极简单的观念。假如请他们到孔庙去礼拜，听讲“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许不需要三次礼拜，就会听得昏昏欲睡，学“宰予昼寢”了。
孔子的经典虽然有不少好材料，但到底不像西游记，创世纪之类可以引起一般农、工、小市民的兴趣。孔子自己反对祈祷，本就不应该有什么礼拜。康梁派主张定孔教为国教，要全国人民信奉，本来就是空想啊！
我认为孔子虽然置身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却具有近似我们现代的国际精神。孔子祖先属殷商一族，宋国后代，本身却是鲁人，忠诚发扬周族文化。孔子周游列国，到过楚国，实际已越出了当时所谓“中国”的范围，他还慨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浮海虽然没能够成为事实，但可见他曾经向海外神往。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观念与秦汉以后的国家观念不同的；而秦汉以后的国家观念又与现在的国家观念不同。经过否定的否定，这就是孔子能够具有近似国际精神的时代因素。
泗水文庙成立，已经七十五年。在这段年月里，世界、亚洲、印尼和中国，都有了很多、很大的变化。五、七十年以前的华侨后裔，在这里已是两三代的侨生，多数是印尼共和国的公民，他们一面信仰孔夫子，会不会在意识中感觉有些矛盾呢？我想代解答一句：这没有矛盾。孔夫子自己属殷商之族，作周鲁之民，就是好例。孔子在封建社会虽然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但许多教人处世接物的话如“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汎爱众而亲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他一生行事上所表现的国际精神，主张国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都还是值得研究的。如果把范围扩大到整个中国儒家学派，那就更加博大精深，研究不完了。如果文庙能够附设一个有关孔子经典或儒家图书馆，抑或效法孔子躬行实践精神，进行一些有益当地人民文化福利的工作，那当然是最有意义的。（续完）
（子方注：本文写作年份应为 1959年 ，因篇头述文庙成立于1884年，篇末写“泗水文庙成立已经75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