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里逃生
我出生在印尼农村。1930年夏天,父母结婚后因生活所迫,带舅舅离开亲人,也离开家乡(福建),在印尼小岛农村安家落户。那里非常偏僻,没有到大石山岛的路,只能用小船从河上运货到我家小超市。这也是镇上唯一的小超市,印尼农民经常到我家超市购买日用品、米、油、盐等,生活较为安定。第二年我妈就生第一个男孩,接着又生两个男孩和三个女孩,奋斗10年,幸福的家庭已初具雏形;由于当地治安不靖,而且只有我们一家华人,我父亲虽然想到买手枪来保护自己的家人,但没有想到万一有什么事,会孤立无援。当父亲想要搬到华人集中的地方时,已经晚了,1941年5月15日下午,一群土匪闯进我父亲的超市里借买布为由,土匪与父亲争吵,在外面的土匪手拿长刀向我母亲头部砍去,母亲倒在血泊中,父亲见事不妙转身到卧室拿两把手枪出来,由于父亲太紧张,没有见到土匪就乱开枪,并且没有关门,就往左边小船上跑,结果被土匪赶上,在船上被土匪砍了100多刀,血流成河!父亲30岁的生命就终止在这小船上。母亲怎么样呢?夜幕逐渐降临,家里25岁的母亲在血泊中醒来,靠在椅子上血流满面,也流到衣服上,三个孩子从不同角度出来围在妈妈的身边,高大的歹徒在店中走来度去,不断向孩子们喊:你们赶紧走!无奈之下,孩子们手牵手向后院走,二哥见河面上有小破舟,奋不顾身跳入河中游过去,把小破舟拉回来,二哥也不敢回卧室拿新衣服换,让我坐在前面,大妹坐在中间,二哥坐在后面掌舵,就这样离开了爸爸、妈妈,离开了温暖的家,变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很幸运我们看见大海时,突然亲友们出现在我们面前,把我们从死亡中救了出来,死里逃生。另外,眼有残疾的印尼中年女佣,当土匪闯进店铺时,她带着9岁的大哥和一岁的妹妹,从东边的深山逃难到大石山岛找到叔叔的家,把两个孩子交给叔叔,真感谢印尼佣人救了我的家人!
二、努力求学,感谢侨胞
我们非常感谢救我们的亲友们,也谢谢叔叔的恩情。搬到古达马路镇后,我们帮叔叔做豆腐,后来大哥找到姑妈的家,姑妈要我们马上搬到她的家,一住就是九年,大哥、二哥只住两年就到大城市泗水,在堂哥的五金店打工,在堂兄资助下,二哥于1948年中国还没有解放时,回国住在福州市堂哥家里,读小学到高中后来参加高考被济南农学院录取,经过四年学习分配到哈尔滨制药厂,最后晋升为高级工程师。而我和两个妹妹还在古岛小镇,在苦难中努力读书,在暂时的家中,我是当家作主人,两个妹妹煮饭,我没有钱,就向姑丈要一角钱,到市场买新鲜的小鱼、菜,每天都是如此,晚上在后院望月亮,好想看见大哥快回来。果然有一天,19岁的大哥回来了,进门时我看见大哥向姑丈鞠躬表示感谢,晚上大哥对我们说:你们要做好准备,每人一个袋子,装几件衣裤和一些书及日用品,明天早上我们要离开古岛小镇到大城市泗水,住在伯父家,在泗水有小学、初中和高中。这是大哥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和前途。到了泗水,我在南洋公学插班6年级下,我和班上同学及老师合影,照相后学校给我一张珍贵的全班照,这张相片如今还保存很好,不知这些同班同学还在吗?后来我在中华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后来转到侨众中小学读初中,毕业后就合影留念,校长、老师带我们到旅游胜地参观!师生关系很融洽,还互送相片,这美好的时光在短时间的欢笑中消失,各奔前程,有的同学就回国再读高中,有的年纪大了就结婚生孩子做生意谋生,后来在新华中学读高中,我在读高中时听到许多毕业生是青年人。因为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他们的梦想就是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有的初中毕业就回国读高中,再考大学,有的华侨回国后参军抗日,有的华侨把一生的储蓄通过陈嘉庚交给解放军打日本,我在读高中时树立了回国为人民服务的奋斗目标,我从小对祖国有种深刻的热爱之情。那个年代我虽然没有家,但是学校就是我的家,除了吃饭、睡觉,每天都在学校读书学习,老师告诉我,在学校就是学知识,无论哪一所学校都一样,但也要到外面见世面,看看外面的社会,这就是百闻不如一见,有些学问在课堂上是学不到的。我在印尼华侨中听过:当时华侨都叫“海外孤儿”,那个年代中国很穷,顾不了海外华侨,政府力量较弱,华侨在当地的经济地位有一点,但没有政治地位,很害怕在政治上有风吹草动,印尼搞了几次排华,社会极不稳定。1966年苏,印尼政局变了,中国政府派船把华侨接回中国,分配到海南省、云南省、广东省农场安家落户。他们都感谢中国共产党的恩情! 1953年6月至1956年6月,我在新华中学读书,校长是来自北京的申炳韶老师,毕业时我们与校长、董事长、理事一起合影,相片至今还保留很好,在毕业典礼上校长说:同学们你们这一届是第12届毕业生,你们父母都是中国人,你们也是中国人,你们要读大学,祖国也欢迎你们来读大学,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我今年也要回北京,我家在北京。欢迎你们到北京读书!后来我真的看见了消瘦、满头白发的申校长与我们同一条船回国。在印尼办教育事业为祖国输送人才,我们应该向申校长表示感谢!
三、梦圆回国读大学
在堂兄高至銮和大哥、两个妹妹大力支持下,办了护照、买了船票,大哥在堂哥五金店做会计有一定工资,给我做夏天衣裤、布料等三箱行李,及一辆单车,并且我们四人合影留念。我和大哥匆匆忙忙向叔叔、伯父告别。告别母校新华中学、侨众中小学、中华中学、南洋公学。回国的时间到了,行李上了汽车,司机把我们送到泗水港口,有小船把我们送到大轮船上,大哥就坐小船回来,我含着眼泪告别大哥和两个妹妹。到了雅加达港口,有许多高中毕业生上船回国,中国留学生也回国,当时我用镜头记录下她们的身影。到了深圳港口,我从广播里听到很感人的声音,“祖国欢迎你们回来!欢迎你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第一次看见在深圳港口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有工作人员带我们华侨子弟上火车,又送我们到华侨补校登记,安排食宿,将在这里参加高考。这所补校像大学,有运动场、教室、篮球场,一个月后我被湖南湘雅医学院录取了。这我要感谢母校新华中学老师们的教育,使我能够考上大学。
四、学医为人民服务
当时,补校领导组织我们华侨子弟到南华大学、越秀山、华侨新村等参观。当年的9月1日在广州补校办了离校手续后,就坐火车离开广州到长沙北站,有老校友迎接我们这些新同学,我被分到56级2班,共24班740个学生。北门教室作为我们的宿舍,我们上课都在北门,我在班上被选为体育委员,主要任务是每天上午监督大家做早操,在学校我们开始学解剖学、生理学、生理生化、物理、化学、英语,后期有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学、妇科产科学、耳鼻喉科学、口腔学、皮肤科等。1958年加入共青团组织。当时国家还是很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人民搞建设,发动大学生修铁路、参加下放医疗队、插秧等劳动一年,终于在艰难的岁月中毕业了。
五、事业有成
我是服从分配到省脑科医院工作,医院建在涂家冲山顶上,三栋病房、三栋宿舍、一个办公楼、一个水塔、一个共公食堂、一个仓库,病房很简陋,一把钥匙可开三个病房。医院建于1950年,名为第二康复医院,1958年改为精神病医院,向地方开放,我是1962年分到该院的。病房没有主治医师,只有负责医生,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医院的品牌提升了,精神病学会学术委员会也挂牌在我院,主任委员马广仁,副主任委员杨德森,委员有高至胜兼秘书,沈其杰、左成业、李雪荣,杨玲玲、李树衡、王季贤等。精神卫生研究所人员都是教授级,每个月都举办讲座或病案讨论,大家都受益匪浅。委员会的会员不断增加,每年开一次年会,每个地区脑科医院论流开年,中南6省脑科医院也轮流召开学术会议,全国精神病学术会议也定期召开,我院都有医生参加,我参加的次数最多。
1978年12月我终于入党,1987年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晋升正教授。在全院没有其他教授情况下,我作为党员迎难而上,在各病房组织病案讨论,查房、看门诊,参加司法精神病鉴定会、精神病劳动鉴定会,每年七月也被邀请参加硕士、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会,我多次被评为卫生厅优秀党员,在长沙南区老年性痴呆流行病调查研究中,获得了医药卫生进步奖。
退休后,我学电脑打字,写科普文章,学习摄影、书法、画画等,在新时代习近平思想指引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维护党中央权威,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
高至胜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