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亲都是从福清县海瑶村的农民。这个村是个贫困村，交通不便，只见大石块和海水，没有鸟语花香，更没有青山绿水，吃不饱饭，到了春节无米下锅。只能吃红薯，因生活所逼，20岁的父亲和15岁的母亲于1930年夏天带舅舅出国，离乡背井，离开父母亲飘洋过海到“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在东加里曼丹省大石山岛西端的八苏望村安家落户。
这个村自然风景美极了，有青山绿水，我好像生活在世外桃园里，然而我们过的生活是非常寂寞的，没有左邻右舍，没有中国人跟我们说话，没有小朋友跟我玩。奋斗10年，应该脱贫了吧，父母养育了6个儿女，但不幸于1941年5月15日下午，我们的父母亲被当地土匪杀害了。幸福的家庭，顿时变成了悲惨的家庭，父母的命运只能定格在30岁和25岁。从这里我们可以吸取教训，没有华人住的地方不能去，因为那里有许多不安全的因素。
后来，据说大石山岛的华人都纷纷离开了，前往较大的岛屿居住。
渴望求学 将来生活更幸福
在古达马路岛上，在足球场旁边，有几间平房，过去可能也是华人学校，自从日寇统治印尼5年就停办了，因为日寇不准华人开办华人学校。由于日寇不准华人办学校，所以那5年我们没有学校读书，十分渴望有学校让我们免费读书、学知识，今后能在社会上成为有用的人，这是父母的期望，也是我们的期待。一年又一年等待着，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了，太阳从东边慢慢升起，华人们满面笑容，华人商会马上复办华人学校。于是，华侨子弟和我们报名了，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兄弟姐妹有机会读书了，这小岛上的华侨子弟每天背书包上学，在阳光下成长，在老师教育下，书本知识积累越来越多，我们有时到海边或到山上去玩，享受大自然的风景。不但学会了中国文化，也学会了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在一年多时间里，我们高高兴兴上学和放学，也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心理创伤。有一天，我发现两位哥哥不见了，我变成孤独人，据说他们是到大城市去找工作，打工赚钱养活自己。只有我和两个妹妹留在古达马路岛艰难地生活和读书。5年！那5年我们多么地孤独！班上没有同学跟我说话，回到家里，也不敢跟妹妹说话聊天，我非常孤独。周日，我独自走到海边玩，我一个人坐在石头上眺望大海，我似乎看见了两位哥哥在海边玩。晚上我睡着了，又梦见两个哥哥在海边玩。一年又一年的期待，四年后，有一天，大哥突然从泗水坐船来到古达马路岛，一上岸走十几分钟到了姑妈家，一进大门，看见了姑丈，大哥向姑丈说几句话。我们看见大哥回来了，都高兴地跳起来，我们感觉到像父母亲回来了一样，一直聊天到了吃中午饭。大哥说：我来的目的是什么？你们猜猜看。我们猜来猜去还是猜不中。大哥就宣布说，我来的目的就是接你们去大城市-—泗水读书。我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好像听错了，我说不会吧？两个妹妹说我们没听错！大哥说，我带来几个提包供你们装衣服、日用品以及书籍。第二天就向叔叔告别，因为星期日学校不上课，所以我们不去学校跟老师和同学们告别，只有向姑丈和表兄弟、姐、妹告别了。就这样永远告别了古达马路岛的山山水水、告别了母校、老师和同学们，那时我记得才15岁。
当时我们坐船离开了古达马路岛的山山水水、离开姑妈的家，到了泗水海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海港，我好像又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上岸后大哥带我们坐车到伯父家，伯母为我们安排了小房间。第二天，大哥又来了，把两个妹妹送到国民学校插班读书，把我送到附近南洋公学小学，插班6年级，读了一个学期就毕业了。毕业时师生合影，因为是走读互相不认识，所以没有互送个人相片。毕业后，我就到中华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在班上认识几个同学。之后，我堂哥要我转到侨众中小学，第二年我就转到侨众学校读初二，直到初中毕业，此时我认识许多同学，毕业时全班合影，同时学校组织游山玩水，下午也到海边欣赏晚霞，多美的景色啊！我们用镜头记录下这美景，我们还互送了照片，然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后来我才知道，侨众中小学是堂哥高至荣为首开办的学校，读书也是免费的。初中毕业后，班上同学都转到新华中学读高中，在读高中时，我就受到爱国主义教育，触动我的灵魂，我想回国读书，在我大哥、两个妹妹支持下，我回国梦想实现了。
圆了回国梦的我于1956年6月在堂哥高至銮的资助下，护照、船票都给我办了，大哥给我做了许多夏天的衣裤，还给我买一辆单车，把行李送上汽车后，大哥还送我到海港，坐小船把我送到大轮船。大轮船鸣叫了，大哥又坐小船回家，我看到他的背影，我的眼泪像泉水般流下来，我非常难受！我思考很久很久，我想总有一天会见大哥，感谢大哥和妹妹支持我回国！在广州参加高考被湖南湘雅医院录取，在艰难岁月里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省精神病院。上世纪60年代的脑科医院，非常简陋，只有三个病室，南边是一病室（男病室），北边也是男病室，中间为女病室，男女病室之间有广场，病人可以出来活动、晒太阳。1961年我被分配在一病室，参加临床工作当经治医师，买不到一本有关精神病学的书籍，无奈每天晚上到湖南医学院副二院精神科听课。我也订购精神病学杂志，每天晚上到湘雅附二院精神科听课，白天到病房为病人治病，有时周六杨德É教授也给进修医师讲课，我也去听课。
那时候因为精神科太专业化，也是冷门的专业，不少医生把精神病院当“跳板”，搞了2年就到综合医院。在苦难岁月里，我默默想起了我苦难的童年时代，又想起了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成为中国医生，穿上了白大褂，我怎么能离开这个专业岗位呢？我又想起1958年由两位同学郭熙容和陈明亮介绍我加入共青团。入团后郭同学说：“你毕业后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你才有前途，路是从自己脚下走出来的，在漫漫的小路上向前走，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从参加工作那一天起，我一心一意专研精神医学，一点一滴向老前辈请教学习，把老前辈们的¾验写在本子上，1964年领导派我到湘雅附二院进修精神、神经科一年，次年5月回院后领导又派我和两位护士到常德市精神病院Ð助临床工作，作为二线点，1973年我晋升精神科主治医师，自己按职责办事，带一个¾治医师。次年8月调到医务科当干事，院外会诊都是我去的，这样就遇到了许多疑难病历，在零乱资料中找到了头绪，记在本子上，累积临床¾验。当时，每个职工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病人有时半夜三更出事如高烧、自杀等，护士就跑到我家通知我。为了抢救病人，我就不顾一切往病房跑去，把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家里，把病人当亲人看。我喜欢到病房看看，看病人吃饭，问病人伙食好不好？晚上睡得好不好？我喜欢讨论病历，跟医师们共同提高。1978年11月我参加了中华医学会湖南分会精神病学会，同时被选为秘书，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一定会把它做好。有一次在卫生厅开了秘书会议，会长张培业厅长听了我的汇报后说：这么好的同志，为什么不能入党？次日，医务科科长陈福生同志送我一份入党申请书，由马广仁院长和陈福生科长作为介绍人，经一年预备期，于1978年12月经支部讨论同意入党，作为正式党员。
1987年经考试、考核、提交论文及英语考试，并¾过专家评委讨论通过才能晋升为副教授，此后我的工资也增加了，但作为党员的我，在院内完成了任务，如查房、病案讨论，参加精神病司法鉴定讨论会，在院外参加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会，有时也参加了科研成果鉴定会。杨德森教授建议创办内部资料，由精神病学会和省精神病院合办《临床精神医学》，名誉主任杨德森，主编主任欧先凯，副主编杨玲玲、高至胜、曹颂荛、寻民赖，委员王俊，王文普等36人，责任编辑梅秀森。出版之后寄到全国精神病机构，以提升我院的品牌。1993年8月晋升为正教授，当时临床上还没有主任医师，我的责任更大，院长要求我每周查四个病房的病历，每周有一次病案大讨论。每周有一次门诊，还有一次参加精神病司法监定讨论会。有时参加全国性精神科学术会，或中南六省精神科学术会议。每次我省的精神病年会都要参加，此时的我已经59岁了，还没有真正的退休，还东奔西跑为祖国人民作贡献。我希望人民满意我的工作和奉献，感谢母校新华中学培养了我。
印尼泗水新中校友高至胜教授
